十七年小说概观+农村题材小说.ppt

十七年小说第六章小说的题材和形态一、“现代”小说家的当代困境进入50年代之后，“现代”的小说作家在写作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

茅盾虽有过撰写长篇的计划，却可能意识到在这一文学环境中实现的困难，而终于没有试图去实现。

沈从文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张恨水作为现代“通俗小说”(有时被批评家称为“旧小说”)的代表作家，他连同这种小说形态，在“十七年”中事实上已经“消亡”。
在50年代，张恨水转而用小说形式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

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美国。

徐訏也在1949年后去了香港。

钱钟书虽然更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却只有文学研究的领域。
废名(冯文炳)作为小说作家，也几被“忘却”:
“写作热情我是有的，但写起来也有困难。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得真实，但是是不是工农兵也喜欢看呢?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另外，我所掌握的语言，在汉语中是很美丽、很有效果的，但是，是不是适合表现生活，也是个问题。”

师陀等也不见有值得注意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小说家，开始了他们在取材、艺术方法、作品风格上的改造，以适应新的文学时代的需要。

1952年春天，中国文联组织以巴金为组长的创作组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的生活，准备创作一批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文学作品，巴金选择志愿军某团六连作为体验生活的地点。在七个多月生活中，他与战士吃住在一起，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巴金满怀激情创作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明珠和玉姬》、《会见彭司令员》等作品。
后来，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
巴金：“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团圆》—《英雄儿女》张天翼（1906—1985），在50年代前期，主要从写儿童文学写作。
《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是当时很受少年欢迎的作品。

《宝葫芦的秘密》（1958年3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版）
少年王葆幻想坐享其成，渴望有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能够给他带来幸福。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但宝葫芦带给他的却是一连串的麻烦与苦恼。事实教育了王葆，最后他毅然抛弃了宝葫芦。
告诉青少年“劳动创造幸福”的道理。艾芜1952年来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体验生活”。
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短篇集《夜归》。

沙汀的作品仍取材于四川农村生活，它们大部分收入《过渡》和《过渡集》这两个短篇集中。丁玲、萧军、路翎等在50年代受挫，创作不能得到继续。

对于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周而复、马烽等来说，他们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但他们也遇到许多难题。二、题材的分类与等级1、题材的确认依据：（3）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把题材的转移(“新的主题、新的人物”的大量涌现)，作为解放区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重要根据：“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明确地规定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在创作中的不同的形象地位，同时，也区分了“人民的斗争”、“生产劳动”与“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之间的不可混淆的区别

1949年的8月到11月，上海《文汇报》开展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也涉及了小说(以及戏剧等)的题材重点的问题。文学规范的维护者和质疑者，总是把小说等的题材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2、50、60年代对小说题材的理解：第二，不同的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题材有优劣、主次、高低之分。类别的严格区分，与等级上的清楚排列，是紧密关连的。因此，又出现了“主要题材”(或“重大题材”)、“次要题材”(或“非重大题材”)的概念。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的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重大”性质的斗争(一般指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生活；现实的、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优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情景；现代的由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它事实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情感和内在心理的刻画。3、小说题材的分类与等级制度产生的影响：“革命历史题材”并不能等同于“历史题材”或“历史小说”，而“农村题材”，其含义也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乡土小说”、“乡村小说”，有了不容混同的区别。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流变本时期的创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