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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监督制度比较概述所谓监督,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方面的某种目的或目标,仰仗一定的权力,通过对社会公共治理中若干事务的内部分工约束或外部民主性参与控制等途径,针对公共权力的资源、主体权责、运作效能等而相对独立地开展的检查、审核、评议、督促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为界定人民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权利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范人类偏好及选择行为为所形成的各种规则、习惯与实施手段,就构成监督制度。 一、监督制度的渊源(1)三大机构权利监督制约在从法案的审议通过看,公民大会上准许公民提出新法案,进而转五百人议事会审查,其后在复交公民大会审议。若公民大会同意讨论该法案,则又需指定陪审法庭组成的委员会对新法与旧法作详尽的比较和最终审查。陪审法庭的审查以诉讼方式进行,即公民大会指派5人为旧法辩护,新法提案人则起诉旧法。当陪审法庭裁决赞成新法提案后,公民大会才能够批准该法案成为法律。(2)雅典城邦监督公职人员的措施与公职限任相联系的,还有颇具古典民主特色的秘密投票、审查和审计。雅典城邦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上,对于某些不宜举手表决的提案,以及有关选举、处罚、放逐等事宜进行秘密投票。审查和审计是雅典民主政治中经常用到的监督方式。以执政官为例,执政官在上任以前,先由五百人议事会进行资格审查,藉以查明候选人的经济政治状况,个人品德以及是否具备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若发现问题,则提交陪审法庭进行审判裁决,并决定其任职与否。指针管卸任时还要接受查账员的审查,如发现有贪污不轨行为,即交陪审法庭进行审判。放逐算的上是沉重的悬在高层官员头顶上的一把利剑,作为对大罪的普通责罚,希腊地区诸城邦都曾流行,只是在方法方式上有所区别。具体有“揽叶放逐”、“贝壳放逐”和“陶片放逐”之分。从现存的一些史料看,放逐是为了防止个别有势有权的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或独霸政坛等影响城邦民主政体、危害城邦利益的有效手段。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中的选举、轮换、审查、审计,以及公民们的评议、陪审、弹劾和秘密投票表决等等,对于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不称职、终身制等弊端是很有意义的,充分体现着城邦公民平等地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评议和监督。但是,也应该看到雅典城邦的公民只是一个特权阶层,因为“公民权”严格地限于其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城邦的民主监督,不仅受着奴隶制经济的抑制,带着原始部落民主的烙印,而且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背景下的监督。 92.古罗马共和国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共和国出现从平民中出任的没有行政地位的保民官,他们主持平民大会,并任大会主席,主要就是监督执政官以及元老院作出损害平民利益的不公正的决议和法令。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学者波里比乌斯(公元前203—120年)在其《通史》中认为,罗马政体是一种“混合制的宪法”,各种势力相互牵制与合作,从而得到协调和均衡,以致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开始就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这对后来的分权学说和分权制度影响颇大。 (二)中国古代御史监察机制二是百官监控制度。政务扩大导致职官的细分,职官的细分又促进了对百官监控的日趋复杂和重要。先是小宰协助冢(zhǒng)宰管理王都百官纪令和纠举违失,以廉办、廉敬、廉能、廉政、廉法等五个方面考察百官,后有对诸侯的月计、岁计、三年大计、朝觐述职、监国、巡狩等监察方式。三是惩治官吏违法乱纪已成为监察的重要内容。《吕刑》中规定的“五过”罪(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大体都属于职务犯罪。 2.秦代的监察机制3.两汉时代的监察制度4.汉唐至明清时代的监察机制二、监督制度的相关理论基于天赋人权观,启蒙学者在论及国家产生与国家权力时,总是主张社会权力高于国家权力,反对国家崇拜和专制主义。他们设想人们在组建国家之前是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下的,只是在理性的呼唤和引导下,才通过像伊壁鸠鲁所说的契约或协议那样组建国家和政府,以便让一个外部强制力来保护个人权利和维持社会秩序。权力恶的理念,则由马基雅维利所发挥。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揭示君主统领国家所必须的情感、道德和权术时,把政治问题看成是纯粹的现实的权力问题。在他的心目中,权力和财富的共生性与有限性,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造成的冲突,导致了人际关系的伪善。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17、18世纪时的资产阶级依附其经济、按照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原则,重新审视国家、政府、法律的地位和功能。于是,上述三个理念逐渐深化开来,引发出若干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理性思考。(1)主权在民理论(2)分权制衡理论(3)法治论(4)有限政府论(二)当代中国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热情肯定和赞扬了公社政权建设中的包含人民监督色彩的下列措施:1)议行合一。公社铲除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