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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转变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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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能否有根本性突破，当前特别是能否在资源类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经济发展过程必须突破三大陷阱从经济发展的理论来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需要经历或者至少突破三个“发展陷阱”：一是所谓“发展的贫困陷阱”，即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正如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一国穷是因为它穷”。二是“经济增长的人口陷阱”，即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终又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人口陷阱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要解决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就必须千方百计从陷阱中跳出来。三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经历了中等收入水平和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徘徊。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教训来看，能否突破这三大陷阱，其中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制度和技术创新为发展和经济起飞提供重要的制度条件和技术支撑，有了好的制度和体制、机制设计，就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和起飞，甚至跨越式发展，从而摆脱长期贫困和低水平增长状态；发展转型则是通过放弃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产业升级和转移，提高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进一步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转型发展，从而突破不同发展阶段的陷阱，进而不断迈向高收入增长的新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提出挑战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发展至少比较成功地迈过了前面两个“陷阱”：首先是持续30年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以及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减贫战略，使得中国比较成功地克服了“发展的贫困陷阱”。中国的发展和减贫战略使得贫困人口迅速下降，从1978年为2.5亿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1985年时1.25亿，1990年则下降到8500万，到2000年更下降到3200万，目前贫困人口数进一步下降为2375万，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了陷入长期贫困和恶性循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提高和改善。其次，中国依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与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的大规模投资和高增长，使总收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确保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也比较成功地避免了发展的“人口陷阱”。但是，从发展中的第三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来看，中国能否成功逾越，目前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过去近2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2010年约4000美元，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已经出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偏上水平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现象和特征：城乡居民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劳动者报酬偏低、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等特征。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现象和特征，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缺乏新的内生性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重新调整，外部需求萎缩，国内需求不足，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压力下，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新一轮的持续的高增长，从而进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新阶段，进而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显然，中国未来发展除了上述提及的分配关系恶化、发展不平衡以及产业升级缓慢等因素制约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下几方面的因素和制约：一是未来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过去的高速度的增长奇迹恐怕难以再现；二是人口供求结构的变化，依靠人口红利维系的制造业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传统制造业的分工格局和产业链体系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重大挑战；三是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能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代价等基础上的粗放式工业化道路和模式，面临资源类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深化以及节能减排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