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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研究
治理己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非营利组织组织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但它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具有悠久公益事业历史和慈善传统的西方国家由于在法律框架内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治理结构，学术界在过于热衷于探讨组织的管理等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关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的研究也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为数较少的研究也主要着眼于董事会的责任与功能的发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论文企望通过建构与分析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治理结构，力图将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之上，选择一个具有较好声誉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独立法人)为案例，考察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现状，揭示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中存在的治理问题。尽管单一的个案并不能体现非营利组织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但毕竟中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在互动的环境中有其同质性的一面。由于仍然属于前瞻性研究，不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希冀唤起整个学界对治理问题的关注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平台。
通过对中国知网以及OpenAccessLibrary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其中在中国知网以“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作为关键词检索，总共检索出16，386条结果，其中论文5，124篇，期刊9882篇，而在OpenAccessLibrary以“governancestructureofthenon-profitorganization”为关键词，共搜索到12412篇外文文献。根据上述搜索结果，目前关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布伦达[1](BrendaK.Bushouse)认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是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对组织合法规则和监管范围做出的选择”。
劳瑞[2]（Lawry）认为，责信要求非营利组织公开组织运行的相关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如公开组织财务报告，即坦诚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检验其所作所为。同时，组织责信在《公共行政词典》中的解释涉及到组织法律、程序、项目、财务及产出责信。由此发现责信反映了组织与公众的关系，而治理结构代表着通过稳定的行为模式保持组织与公众的良好关系。
毕格罗[3]（Bigelow）指出，非营利组织在一个高度社会期望与强大社会责任压力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组织治理结构和行为的合法性对于组织赢取顾客(受益者)、获取资源、提高社会影响力具有关键作用，而组织合法性根源于其是否遵守善治所要求的规范和目标，公众期望看到的是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体现出组织的高效率。
科恩斯[4]（Kearns)认为，社会责信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必须服从的权威，它是社会组织权力及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因为社会责信的标准不仅来源于各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也来源于纳税人、捐助者、受益者及其它利益相关者，这些标准均需融入组织结构和日常运行之中。
Salamon[5]基于第三者政府理论认为针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在公共服务的传输上必须仰赖非营利组织，即政府透过代理人来实施政府的功能，于是“第三者政府”模式应运而生。在这种模式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处理权(discretion)，政府在福利事业中更多地充任着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而把相当程度的处理权留给了非营利组织。当然，在Salamon看来，非营利组织同样存在着几大缺陷，如慈善不足(philanthropicinsufficiency)、慈善组织的家长作风(philanthropicpaternalism)、慈善组织的业余性(philanthropicamateurism)，慈善的特殊主义(philanthropicparticularism)。
赵黎青[6]认为中国非营利组织能否健康地发展起来，从根本上还是要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其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成败与否。认为非营利组织要实现好的治理，必须：（1）明确组织使命；（2）组织领导人具备良好的素质；（3）逐步在实质上采用和健全理事会治理机制；（4）建立健全的与自身性质相符合的财务管理制度；（5）妥善解决好中国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的待遇。
陈林[7]另辟溪径，力图从法人治理的角度开辟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新领域，实现从公司治理到法人治理的延伸。陈林在比较和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人制度基础上提出了重构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法人制度，并以公司治理为鉴，分析了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基本原则，认为自主治理与协同治理应成为非营利法人治理的指导思想，奉行以董事会为中心，保障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的有效作用，吸纳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参与，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等若干治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非营利法人的治理结构。诚如作者所说：“由于这种研究的前瞻性所导致的研究的困难性，本文只能期望作出一些初步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平台”。陈林的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