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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第一个十年”知识点:一、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文学现代化的准备:具体表现: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陆九渊祝枝山近代“新民说”:新的“人”的观念《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启蒙,就是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制造中国魂”。所谓新民,就是呼唤新人,这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现代性的呼唤。 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社会功利性的总体特征,并一直影响到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新发现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新发现无论是人类对于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还是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都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 使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现代性的人学观。 五四文学、五四文学观就是构建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鲁迅的五四文学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明确发出“真的人”的呼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多种“人”的观念对话、交流、对抗、交融的历史1928年的革命文学和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十七年至文革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革命性、阶级性的人学观各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决定于创作主体从何角度发现人、思考人:具体表现:1906年公布《大清印刷物件专律》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有限自由 1910年公布了《著作权章程》(《著作权法》1915) 1911年颁布《钦定报律》;《大清民律草案》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著作权法》、《出版法》等 据统计,1902~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1840年到1911年间出版小说(含翻译)二千余种。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发展。 1904年起,出版重心转移到民营出版业,现代出版业呈现出大众化与平民化特性。独立知识分子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使得文学创作队伍迅速壮大,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如梁启超、李伯元、曾朴、黄摩西以及周树人兄弟即是代表。具体表现:诗界革命由梁启超提出要达到的三个标准“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示新思潮的名词术语)、古人之风格入之(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后到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运动都产生很大影响。“文界革命”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就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有很强鼓动力。 他认为应以西方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于1897年天津《国闻报》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梁启超更是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戏剧观念的革新:文体观念的革新:此外,还有黄摩西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启动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国维则在理论上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入手论证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建构了实实在在的文学本体新品质。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刺激和启迪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在借鉴与模仿中将本土的传统文学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学作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这势必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大都从晚清文学翻译中获益。 晚清域外小说输入所造成的开放态势,也被文学革命所承续并拓展。 此间代表人物是林纾小结: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此后,《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 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吴虞其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这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壮大了声势,而且逐渐转换着自身的思想性质,其左翼成为传播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