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doc

本资料来源搜集与网络和投稿如有侵权牵扯利益关系请告知上传人联系删除。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一、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今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二、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21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