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doc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