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四.doc

我国的转型次序与法治发展战略四
七、法治进程分析之二：社会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向社会调和发展战略的转向。以此为界线，中国法治建设曾经进入第二阶段，即以社会调和发展为战略的法治建设阶段。本阶段以本世纪初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为起点，估计以跨越“矛盾凸显期”的时期即2020年为起点，也将大致经过近二十年时间。此阶段的法治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以跨过高风险期为历史使命，也可称之为以“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从理论上说，社会调和发展优先战略也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政策选择。其合理性在于：第一、从开始阶段就注重社会调和发展，比较符合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特征。第二、可以免“先发展、再矫治”的情况。然而，理论上的道理并不足已成为理想优先选择的实际理由，由于还有更强有力的行动逻辑在安排着人们的实际行动选择。主要是：其一、社会调和发展优先战略与基本需求不足的矛盾容易发生次序冲突。即人们在温饱问题未解决的条件下，不愿望调和发展方面付出更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所以普遍“接受”了高污染的乡镇工业，是由于农民首先要迫切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其二、社会调和发展优先战略所需求的信息成本较高，人们不容易从一开始就认识此问题的重要性。第三、社会调和发展需求高额的资金投入，这是经济发展之初是难以解决的。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被官方学者称之为中国“社会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此种提法虽有争议，但中国从注重经济建设转向经济与社会调和发展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从中国决策层传递出来的信息看，中国为本人提出的推动社会调和发展的任务同样是艰巨的。按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将在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领域实现新的发展跨越，其中有绝对硬性的目标，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渐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构成，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等等。也有更加柔性化的软目标，如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构成，等等。
该当说，有了前二十八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和目前仍属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未来十几年内实现上述一系列新目标，在经济和财力支持方面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仍然是制度能力建设和机制的完善。
特别该当看到，在民主政治发展不充分条件下，推进社会调和发展战略，有其特定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的成败。
具体说，社会调和发展战略的成功，仍然有赖于一些精细且苛刻的社会政治条件。
第一、它特别有赖于一种良好的上层决策，和推进决策实施的坚强决心。经验表明，在民主制度完善的条件下，由于良好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的存在，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不会带来太多的损害。而在民主制度不充分的制度下，最高层的决策正确与否则显出了决定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表明，政治上的决策失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且酿成动乱，往往会把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甚至引发社会倒退。邓小平曾经说过，“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某一个身上，是不好的”，也是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于政治民主问题仍不是现阶段中国改革的重点，现阶段启动的中国社会调和发展战略的成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上层决策的正确性。
第二，它特别有赖于政府对社会运转规律的知识把握。按照哈耶克等人的分析，市场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分散的、有价值的信息。中国曾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生活方面，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然而，社会调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克服“市场失灵”，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市场体制的分散信息利用机制很难较好发挥作用的地方。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在民主政治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的集中决策体制需求高昂的信息成本。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政府依托什么样的信息和知识来推进社会的调和发展?政府能否有效地获取这些知识和信息?如何克服信息成本问题?人们留意到，中国早先提出要努力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即深化对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表明中国曾经认识到此方面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它特别有赖于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能力建设)和机制完善，建立起一种能够调动社会各方面和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积极性的社会机制，并把这类积极性引导于一种合理的行动目标。回顾中国前期改革，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中，中国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驱动，来自于各类经济、社会精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