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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述评
内容提要：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高国内企业事迹具有诸多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但随着外资进程的加快，利用外商对华投资的风险问题也随即出现，亟待需求解决和深入研讨。本文在问题提出的背景下，就近期相关中外资风险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以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FDI风险政策建议

一、问题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注视，但伴随引资战略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产生了必然的负面效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国内被外资垄断的一些行业，排挤了我国民族企业，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加大了国内市场风险。其次，外贸依存度虚高，外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企实现，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过高，影响到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加大了国际市场风险。第三，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从全体上看不太明显，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绝对层次的现状并没改变，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也没扭转，表明利用外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加强了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技术的绝对落后使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偏低，加大了国际和国内市场风险。第五，外资对全体就业的贡献率很低，与其在我国获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时，外资的区域选择偏好也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收入差异。

尽管目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讨，但绝大多数国内专家在从全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后，只是略带论述了外资的负面效应，还不够深入；或从单个方面探讨外资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学者在技术外溢和技术安全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计量与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对统计计量标准与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国外学者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全体进行分析，或以中国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直接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的较少，并且国外专家分析也难免会从本身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来看待中国问题，不必然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虽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有专门阐述，但缺乏理论零碎分析，因而本文研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全面履行人世义务的过渡期即将过去。这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外资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国际投资的自在化趋势难以逆转。在积极参与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投资自在化活动中，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的景象使我国的政策出现了两难境地，对我国目前的外资管理方式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引资工作也呈现了阶段性变化，目前国内存在内外资的“双溢出”景象，说明现阶段引资的目的已不单纯是为了弥补资金短缺，应尽快实现由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上转变。2004年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国家适时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特别强调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与之呼应，我国的外资政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旨在新情势下，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规避外资风险，使外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因而，不管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情势来看，研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都具有严重的理想指点性。

二、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的FDI理论主要探讨FDI与投资国的关系，即研讨投资国进行FDI的动机与利益，如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应理论，小岛清（Kojima，1973）的“比较优势”理论，海默（Hymer，1976）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卡森（Buckley＆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和邓宁（Dunning，1977，1979，1988）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于FDI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关系的研讨，最著名的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66）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其经济发展。故在此理论思想的指点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竞相引资实践。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需求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需求吸引外资，这似乎是一种无风险的双赢互利行为。因而，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于FDI对东道国的潜在风险或负面效应估计不足，相关文献也十分鲜见。随着1997年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拉美引资经济问题的启示，国内外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外资风险。2004年2月，中国社科院主办了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主题就是“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在肯定中国引资成果的同时，对外资的负面效应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已引发高度注重，相关问题的研讨同样成为近期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