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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主观方面摘要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机制正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金融服务与监管体系相对复杂，导致在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与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等主体认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与凌乱，因此有必要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进行全面分析，以期给出司法上的应对方案。关键词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经济领域中的犯罪现象繁芜丛杂、林林总总，无法用恒定的犯罪模型进行概括归纳，这也是困扰各国刑事实体法立法的难题。从人类的认知规律来看，其模式大别为二：演绎法与归纳法。演绎逻辑推理模式的发展需有一“原点”，通过这一点而“流出”，纵使谓为涓涓细流，亦是“一沙一世界”的本相;对应的归纳逻辑则需各个“断片”，通过众多画面“组合”，方能凑得八两七钱六毫五分四厘之“常识”，尝试着“片面的深刻认识”。遗憾的是，从立法层面观之，归纳式的认知模式似乎更接近立法者的认知路径。这种路径依赖的后果，在经济刑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量的犯罪依循分类概念的窠臼，很难有类型概念的表达模式出现在法典之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便是这种“分类概念”的鲜活事例。“未公开信息”与“商业秘密”本在TRIPS协议中同属一义，但我国刑法典中却将其裂分为不同的保护客体。诚然，刑法作为法秩序最后的盾牌，慎重对待各种危害行为本就无可厚非，但是，愈织愈密的法网带给刑法适用者的'不仅有法制健全的欣喜，更多地是解释法条时的瞻前顾后、如履薄冰，乃至直面“按着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对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解释，此类困惑不算太少：其一，“未公开信息”的意义。如何界定“未公开”，的确难以直接给出定义，何况刑法第180条第1款的“内幕信息”，已成为刑法典的读者们对该条第2款提出的“前提性意义期待”，易言之，“任何想理解文本之人一直向该文本提出一种意义期待(诠释学的先在判断)，这种意义期待首先使文本开口讲话，在此显出文本中的一种意义，而产生解释者一个较新的意义草案，然后文本又再次被意义草案询问，在此，这个意义草案同时透过文本而被更改与修正。这里所显示出的，系一个常被讨论的‘诠释学循环’：符号与被指称者之间，语言与语言之意涵者之间固有的指向性。”加之该款罪状表述为“……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便不得不对二者进行厘清。其二，“利用因职务便利……”的界定。刑法典分则条文中，一般的表述为“职务上的行为”、“职务上的便利”，如何与这些表述类似的罪状相区别，恐怕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其三，就本款的表述结构而言，其中的“情节严重”，意味着两个选择性罪状之共同的构成要件意义上的“情节严重”，还是仅为“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情节严重”?如何厘清上述问题，需明确的逻辑前提是：法律话语的类型化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易言之，如何在法典条文有意义的次序编排(diesinnvolleOrdnung)之下，寻找一条并非通衢，但是能达到解释目标的小径。学者尝言，“立法以及法律发现(司法)都是一种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的调适，一种当为与存在对应、同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的前提在于：有一个使规范与事实获得一致的‘第三者’存在，亦即在当为与存在之间有一个调和者存在。我们需要一个同时能代表特殊与普遍，事实与规范的构造物。这个调和者就是‘法律理由’，就是‘意义’，它不仅存在法律中，也同时存在生活事实中。法律理解意谓着在‘意义’中产生对应，意谓着‘事物本质’。这种理解不是一种在实体存有论中的对应，而是一种在关系中的对应……代表着扬弃实体存有论，而转向关系存有论。”谈到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种种困惑的理解，更多地需要对这些纽结进行梳理。在证券期货交易市场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行为远未得到遏制，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很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严重的行为还无法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而仅有的两个宣判案例又判决过轻，难以罚当其罪。所以，要想使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发挥其对这种行为的惩治功能，对本罪的解释应当比立法更为重要。按照我国刑法第180条之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二是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承担监管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等承担自律性管理职能的协会的工作人员。另外，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大量的私募基金，对于这些私募基金管理者，有人认为可以符合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所规定的这种特殊身份，即能够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但笔者认为，私募基金这种组织形式在中国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其广泛存在性不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