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探究.docx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探究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