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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给自己贴有病标签

别给自己贴有病标签 你会经常觉得自己有病吗?其实你就别给自己贴有病标签了!别给自己贴有病标签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精神医学的疆界 正常与异常的光谱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说：「了解一个人生了什么病，还不如了解什么样的人会生病。」 对于正常与异常的标准，很难有一个精准的切割点，好比智力测验中，比平均值低两个标准偏差的商数是70分(表示一个人可能在学习上有困难)，但智商70跟69，或71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区分明显生病和绝对健康的差异，但微恙与大概健康该怎么区分呢? 正是这些模糊的空间，弗朗西斯认为给了相关利益团体「推广」疾病意识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疾病」被创造出来，也因而产生了各种随之而来的治疗方法与药品。 弗朗西斯提到80年代一个实验，当时是艾滋病流行的高峰期，且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一旦患者测出艾滋病阳性反应，悲伤与焦虑指数立刻暴增。相对地，检验结果呈现阴性的人，焦虑指数就会大幅降低。而惊人的是，六周之后再对双方进行情绪量表的施测，结果显示双方的情绪反应又回到了基线。 实际上，只有病征清楚、情况严重、明显不会自己好转的人，才需要接受精神疾病诊断。人生日常问题没有必要过份的加以「病理化」，甚至用药物治疗。 这似乎又呼应了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对患者的三分原则：会自行好转的患者、需要医疗的患者跟介入治疗不会有反应的患者。对于精神医疗来说，第二类「需要医疗的患者」与日俱增，这是医疗进步的展现，还是滥诊的结果? 二、制造疾病的医疗吊诡 被扭曲的科学 精神医疗并没有一本真正的圣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 以1980年，DSM第三版的成书过程为例，八或十一组的专家在房间里讨论至有共识为止，专家们彼此坚持己见，互相驳斥，凭借的主要是各自的实务经验而不是科学数据。只有在每几个小时，餐车把饮料、食物送进会议室时，才能暂时换来片刻的祥和。 角力背后，临床医师、老师学生、研究人员、保险公司、各级学校、身心障碍机构跟法庭赋予DSM-III太多权威导致，每个人都积极的想拿著书为自己的问题「对号入座」。 七年后，DSM-III推出第三修订版，同年百忧解(Prozac)上市。弗朗西斯表示，百忧解销量一飞冲天，部份药归因于DSM当年对重郁症定义太宽松导致。 之后，弗朗西斯成为DSM第四版的工作小组负责人。与会同仁把DSM-IV视为「指导手册」，而非圣经。辑录短期内有用的诊断建构，而非「真正」的疾病大权。可是这并没有为美国大众带来真正的福利，因为就在DSM-IV出版三年后，美国药厂通过法案，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直接对消费者打广告的国家。 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肆无忌惮的广告，让大众误将许多日常问题视为过去没发现的精神疾病，DSM手册成了利益团体点石成金的魔法书，引起不必要的滥诊和药物需求。药厂无法插手DSM-IV的编篡过程，却主导了滥用DSM-IV的方法。包括造成自闭症、过动症、成人躁郁症误诊盛行，或是过当诊断，以及被冠以性倒错(Paraphilia)的人们被视为精神病患，被迫强制就医，使其基本人权受到侵犯。 某个层面来说，我们彷佛走进作家赫胥黎(AldousHuxley)嘲讽的时代：「医疗研究进步到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健康的了。」 弗朗西斯综合出几个制造疾病，导致疾病「盛行」的原因： 1.新热潮带动滥诊。每当有权威人士或单位大力推动某精神疾病，赋予其正当性，潮流就开始了。新的疾病被「发现」、定义，进而造成滥诊。 2.诊断背后的复杂利益。现代医生进行精神疾病诊断时，会连带产生财务补助、保险给付等相关利益(在美国，保险理赔需要医生开立合格诊断)。据调查，失业率一高，「精神疾病」就会增加。 譬如二十世纪，一度多重人格疾患，成为常见疾病。等到保险不再给付多重人格疾患，治疗师也倦怠，许多人看清假象后，这个热潮便自动退去。 3.错误的流行病学数字。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曾说：「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由精神病学家统计的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和临床医师的判别不尽相同。此外，高比率的数字有时方便机构向有关当局索取经费。媒体的断章取义、药厂基于商业进行的选择性解读，都会误导民众。 4.药物越方便，越容易用药过量。六零年代的第一代精神药物，如锂盐、Thorazine(拖拉灵)等治疗精神病，因为副作用很强，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一般只开给最严重的病人使用。七零年代各种「神奇」药物，苯二氮平类药物、利眠宁等药物，此时药厂把重心摆在开发与营销「副作用低」、「用了也不容易致死」的药物，使用药能扩及范围更大。 八零、九零年代的SSRI(血清素回收抑制剂)，自百忧解开始，每一两年就会推出新的SSRI药物，从恐慌性疾患、强迫症到早泄，甚至当成提神醒脑的药物，而新一代的药物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