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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创业故事

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1983年，王石32岁了。他还在彷徨。怀揣一颗“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翁于连一样的个人拼搏的野心”，窝在广东省外经委，每天工作，读书，学英语，日子平淡无奇。但是，他“不甘平庸”，“好表现”。不过，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以后他“表现的舞台”有如此之大。1983年春天，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住过的东家夫妇，来广州探望岳父，这一对从前多少有点土气的农民夫妇带来的不只是他们家的土产，而是他们身上的“洋气”：丈夫穿着台湾产的浅灰色夹克，老婆烫了个大卷发。没有这样的样板更说明问题的了：转瞬之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王石要去看看。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开始了第一个站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着玉米。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神秘的命运开始造化王石了。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第一单，一个大单。不过，王石还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是巨大的诱惑使他硬着头皮往前闯。经过两三通打问，确定了广州海运局的海运。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组长王石，独立核算。玉米到了，“饲料组”需要一个组员。楼下的无线电装配车间，拉出来一个又瘦又小，像个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邓奕权，他成了王石的第一个员工。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发票呢?”袁经理问。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对袁经理说，“给，发票。”袁经理笑得呛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他们要发票。”王石又是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再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王石“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处，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银行转账单。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用王石的话说，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下月初跟财务的对照。三个月后，我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今天，“房地产教父”面对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如此讲述他跌跌撞撞的第一步。而在那个时代，很多“第一桶金”的传奇剧都有这样一个相似的脚本。暴利时代的不正当竞争进口贸易的好时光是短暂的。1985年，国务院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收缩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出现萎缩端倪。但市场仍然显示着一定的利润空间，很多经营商还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中。但王石已经感觉到了危机。展销中心新签的2万台放像机合同，45天后到货。这时，王石通过渠道了解到同行的进货情况：同一时期，其它公司共有5万台到货。7万台同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前景?王石判断一定会立刻滞销，价格会直线下降。退货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这时，王石所做的对策，成为他后来在各处演讲一再提到的，创业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案例。他叫来广告投放部经理，口授了一则声明，内容如下：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放像机2万台。这一则“求购信息”刊登在当时的广州两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当天的报纸正好也刊登着放像机的“售卖广告”。广告后，放像机便向展销中心涌来。王石叫他的技术部组织了4个小组验收。而这些前来出售的放像机，除了个别小数量的，大多是期货。期货当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机才签合同。这样一来，展销中心并没有购进放像机，其零售价却上升了200元：市场稳住了。接下来，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货，不惜亏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损失越少，而资金回笼后去做新生意，把损失夺回来。不过，现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