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观.doc

曾国藩的人才观
曾国藩(1811-1872)，湘军创始人。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后立下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之志，改号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人。他家世代农耕，其父开始乃与文人有所接近。曾国藩六岁入学，十四岁到长沙参加童子试，先后历经七次，直到二十三岁方中秀才。又在二十八岁中进士。此后，他在功名和宦途上就极为顺畅。至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已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暴发，奔丧在家的曾国藩以正二名在籍侍郎的身份奉旨到长沙邦办湘勇。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他终于训练出一支儒教色彩浓厚的湘军，并在镇压太平军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致力于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并促成选派了第一批留学生。同治四年，曾国藩奉旨督师北上平捻，师老无功而回两江总督本任，后补武云殿大学士。同治九年六月，六十岁的曾国藩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因过于迁就洋人，落到“内疚神明，外渐清议”之境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清庭闻报，辍朝三日，下谕追赠太傅，加恩予谥号“文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功成名就，极尽荣华，他学业精进，仕途顺畅，官至二品；他创办湘军，扶植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他鼓吹中体西用，率先举办洋务，开近代风气之先。在当时，曾国藩被誉为“圣相”、“古今完人”、“第一等忠臣孝子”、功比周公孔孟，名垂千秋万世。后人也誉其为“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之人。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创建了一支过硬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得于苟延残喘几十年。然而曾国藩一介儒生，素与军事无多大瓜葛，且天资不算很高，自称“秉质愚薄”，“最称钝拙”。就是这样一个不精兵法的“愚钝”儒生，带领的一支由书生和农夫结合的湘军，竟能战胜绿营和八旗军都束手无策的强大的太平军，并屡屡以少胜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中原因后人各有评说，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曾国藩重视人才的选用，将人才得失视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并始终如一。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虽在起义初期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但在定都南京特别是天京事变后，便逐渐开始任人唯亲，排斥贤能。结果造成人心焕散，并最终走向失败的道路。太平天国两位高级将领对此亦有中肯的评说，忠王李秀成批评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翼王石达开则称赞曾国藩“能识别贤将”。
(一)重视人才的作用
曾国藩历来重视人才的作用，他深深地懂得治理天下首要在得人才。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作为地主经世派中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之败坏又是由于人才之缺乏。因此，对于怎样解决封建统治的危机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1]咸丰元年，皇帝下诏求言，曾国藩上过一封《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到：“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2]在同期提呈的奏折中，曾国藩披肝沥胆地指出,国家之强盛，以得人才为强，若不得人，则以禽鸟羽毛未丰，自然难于高飞。咸丰十一年三月，署理湖南巡抚的毛鸿宾向曾藩咨询湘政，曾在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阁下共湘初政，仍祈物色将才为先务!窃以人存而后政举，今四方多难，纲维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遮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3]对于创建军队，曾国藩把选拔人才看得比制定营制营规还重要。他认为，制定营制营规不过是立法而已，法虽立，如果没有人才，则法形同虚设，所以用兵行军，以得人为第一要义。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曾国藩片刻不忘寻访可用之才，甚至梦寐以求之，焚香以祷之，早年在京赴考和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便关注时事，留心人物，随时记下所见所闻人之气质、才识和特点，以备访求。湘军创立初期，曾国藩便在衡阳开幕取仕，招揽天下英俊为其所用。他公开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4]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人才，改当地之风气，曾国藩曾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即使在与捻军作战之时，曾国藩也不忘在其告示中专列“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薜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创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的。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和延揽人才。与人谈话、通信，则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可用之人才。一旦遇到俊杰之才，则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之以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为其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冶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5]其求才之急切与真诚，由此可见。
(二)用人不拘一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