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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之乐”与“曾点之志”
摘要：儒家哲学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情感哲学，所追求的是生命情感的安适与愉悦，它是一种直觉性的人生体验。“孔颜之乐”与“曾点之志”是这种体验的范式和典型，是儒家最高的精神境界。李二曲“孔颜之乐”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是道德本体论，核心是工夫论和境界论。其所谓“道明德修”、“心中境况”之发用为乐，都是从本体体验上说明心中之乐，体现出综合理学和心学的特点。论及“曾点之志”，二曲认为曾点志趣高远，气象从容，与天地万物同流，其精神实质与“孔颜之乐”相同，是最高精神境界的体现。
关键词：李二曲；道德人格；境界
李顒(1627－1705)，字中孚，陕西周至人，人称二曲先生，同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作为明清之际的关中遗民领袖，二曲非常注重内在的涵养，其学“以尊德性为本体，以道问学为工夫，兼尽姚江，考亭之旨。”其谓“悔过自新”的工夫，是从自己心上体认“天理”的内省方法。由道德本体的“道”、“理”到“悔过自新”的工夫，再到“心与道一”、“心与理一”精神境界，是二曲道德哲学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其论学中提到的“孔颜之乐”与“曾点之志”，是在立足于人生终极意义问题意识之下对道德本体的观照，是儒家最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学界对二曲的道德本体问题和工夫问题论述颇丰，但对由工夫至精神境界之问题探讨稍显欠缺。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通过对二曲“孔颜之乐”与“曾点之志”思想的梳理，把握其道德精神境界问题。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一、“存心尽性”与“孔颜之乐”
中国哲学史中的儒学总体而言是一种境界型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心灵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它既是审美的，又是道德的。其中的圣人气象是这种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的典范。圣人气象对儒家知识分子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其中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在这种气象中道德主体通过自觉的道德践履，可达到“心与道一”、“心与理一”超越境界，这一过程是一种直觉的体验，这种体验使道德主体内心达到宁静与和悦。自先秦至明清，儒家知识分子对这种境界向往和践履主要是通过“孔颜之乐”作为源泉和动力。
“孔颜之乐”渊源于《论语》，其中《雍也篇》记：“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述而篇》记：“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它反映的是孔子本人对“至乐”之境的理解。“孔颜之乐”问题自被周敦颐提出以后，就成为理学家的中心话题，宋明诸儒对孔颜所“乐”为何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其目的主要是为“乐”寻求依据和阐述“乐”的境界。二曲作为明清之际的理学巨臂，他对“孔颜之乐”的理解具有明显的综合理学和心学的特征。
一般说来，理学家较为重视“性”、“理”等问题，他们多以“天理流行”为乐，心学家则以“本心”、“良知”的发掘为要务，他们以“本心”、“良知”的发用为乐。二曲在“孔颜之乐”的体认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他认为“孔颜之乐”其实质是“存心”与“尽性”的问题：“夫‘道’为人人当由之道，存心尽性之谓也。颜子存己心，尽己性，而由己所当由之道。”“颜子惟其知性，是以藉博约工夫，尽性分之当然，进不能自已。”“存心”与“尽性”就是“人心”对“天道”的观照，是返本的工夫。“人心”成为问题的核心。二曲心学倾向明显，视“心”为“良知”：问：“良知之说何如?”先生日：“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不失良心便是圣。若以良知为非，则是以良心为非矣。”
二曲此处不是从社会现实的层面谈论“乐”的问题，而是从心性本体与“天人合一”之学出发，这是一种原儒的方式，是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思想的回归。其意谓“孔颜之乐”无需外求，它是先天内存于人心，人只要通过“博约工夫”，即可实现天道在人心的朗现。
不管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都承认天道、天理的先验性，但同时都承认世俗物欲对天道、天理具有障蔽的能力，并且对这种障蔽时刻保持警觉，从《尚书》中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厥执中”到孔孟时代的“克己复礼”、宋明理学“天理人欲”之辩都是这种警觉的体现。二曲认为，寻求“孔颜之乐”也需要克服人欲与世俗对人心的纷扰：
欲知孔颜之乐，须知世俗之忧；胸无世俗之所以忧。便是孔颜之所以乐。
“孔颜之乐”与“世俗之忧”二者对立，要寻求“孔颜之乐”，必须克服“世俗之忧”，因此当颜子“克复”之后，“俯仰无怍，故胸次悠然有以自乐，不因贫困少改其常，此天趣也。”颜子所“克”即“世俗之忧”，让自己不为名利、贫困所累，这是一种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超越，心灵达到一种内在的平和，是“天道”与人心的同一。二曲又谓：
伊尹躬耕，惟道是乐。“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乐道。吾人居恒非不谈道，非不自谓“乐道”，不知胸次中果超然无欲，嚼然无渣，于凡非道之物，略无少动乎?取严一介，不肯少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