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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翻译作业
当代国际法
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迎来了最具破坏性的两场灾难：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订立于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而国家联盟，简称国联，是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过，它在维护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过程中并未起到国际组织应有的作用。联盟在1931年日本侵华并于两年后退出联盟时宣告失败。意大利和德国则用私下订立条约协议的方式无视和架空国联。即使如此，国家联盟的一些努力仍为日后联合国的创设做了铺垫。
1946年，当整个世界仍在努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回复和重建之时，联合国家组织作为已解散的国家联盟的后继者成立了。联合国，自建立之日起，一直致力于达成成为真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一理想。截止到2000年，联合国共拥有189个成员国。成立于1921年的国际常设法院于1946年被国际法院取代。在这一时期，很多其他国际组织建立或者增加了其职能。
二十世纪中叶，国际法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多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与复杂的当代世界的飞速发展齐头并进。
国际法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与四百年前国际法萌芽时代是面临的一样。正如马尔科姆*N*肖（莱斯特大学国际法教授）在他的《国际法》当中论述的那样，这个主要问题就是——确定在何时并且如何将新的行为规范与新的现实情况补充进现有的国际法框架中以便使国际法体系适应这些新的挑战。举例来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期间出现的核武器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制造了一场“恐怖的平衡”。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回忆。世界人民无法遗忘，单就已经公然宣布的核力量而论，那些静置在兵工厂里的核武器就足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整个世界。先控制核武器进而全面禁止核武器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唯一途径。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国际法制约下的国际组织制定的武器控制机制。《美苏裁剪中远程战略核武器条约》、美苏第一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成果，以及美苏之间关于核武器控制问题的谈判START（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等，为未来的进一步努力提供了强势、积极的原动力。而在冷战时代，国际组织开始密切关注如何使核武器不扩散到无核国家和国际恐怖组织。毫无疑问，这和国际法的新探索密切相关。
随着国际法的“欧洲中心”特征的弱化，从六十多年前起，人类文明来源的多元化越来越受到尊敬和重视。自然而然地，非欧洲的文化文明的需求和希望在世界审判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不干涉内政、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和各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平等的投票权。
现如今国际法不仅仅扩大了它的管辖范围，因为一些新的国家的成立，而且在其管辖范围内扩展了其本身的组织形式，包括个人，团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使得国际法的理论研究有所进展，而更重要的是，使得整个国际关系系统更加复杂。例如，个人已经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发挥作用而不是被动的通过他们的民族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后由盟国组织的纽伦堡战犯法庭和远东战犯法庭的编制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进程。很多的被告被认为犯有反人类和反和平罪从而被惩罚。这是一个将个人责任置于国际法之下的承认，而没有国家的介入。1984年，危害种族罪公约显示了对于给这些由国家法庭或国际法庭定罪后的违法者以惩罚的决心，且依据分别建立的卢旺达战犯法庭和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对近两个世纪在内战中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战争罪嫌疑犯起诉。
不仅如此，国际法在解决之前从未涉及的领域里的新问题上也一直在进步。
例如，伴随着国际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对世界环境的巨大破坏也在减少。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对人类生存环境状态的关注一直在增长，并且，在1968年12月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文件显示表现出来的分辨率为2398。1972年6月一个关于人类环境的特殊的国际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包括瑞典在内的113个州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结束时，达成了一项协议，呼吁我们共同努力来保护环境。
鉴于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组织的严峻形势，国际社会被迫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予以打击。国际机制在此过程中再一次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劫持飞机事件的传播，使的一系列的国际惯例分别在1963年，1970年和1971年诞生，来处理这些特殊的恐怖主义活动。更重要的是，于1973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关于防止及惩治侵害国际上应受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作为阻止恐怖主义袭击和发生在中东和南美地区的劫持外交官的事件发生的一种尝试。
另一方面，虽然国际法已经被尽可能的关注，但仍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阻碍着国际司法系统的发展和创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步伐。由于几百年前西方工业化国家实施的不公的强权政治对国际关系造成了负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