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三农”问题研究.doc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三农”是什么呢？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然而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一个形象比喻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具有其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就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所在。我国“三农”问题投入的特殊性表现在，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生产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一方面，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受气候条件及其他诸多条件的影响，不仅波动大，而且具有相对明显的周期性。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微观经济学中需求弹性表现为e<1,缺乏弹性的物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以相对稳定的需求和不规则波动的供给为特点的农产品的供给关系，会使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而这种不稳定，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市场加以克服，进而又会强烈的冲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至于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针对一般性和特殊性，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历26年风雨。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十五”期间，国家财政响应第六个一号文件，“三农”政策具有重大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2.三减免、三补贴。“三减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