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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历程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先后发生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产品有了剩余，为了互通有无，不同部落间的交换活动成为经常的现象。这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是最原始的商业活动。传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原始商业的反映。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在奴隶社会初期出现了不从事生产、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阶层。《尚书•酒浩》记载有殷人“肇牵牛远服贾”，意思是说商代有人专门用牛车到远处做买卖。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代后期出现了铜币。但是，当时商业行为主要发生于方国部落之间，并且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只起着微小的作用。西周时，商业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但是，商业由奴隶主官府垄断，并没有专门的职官来管理市场。《周礼•地官•质人》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亻卖者质剂焉。”“质人”就是管理市场的经纪人。市场交换的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宝等，凡成交的商品都要由“质人”给买卖双方立书契券约。那时的商人和百工一样，是属于奴隶主贵族的，称为“工商食官”，他们主要是替奴隶主贵族经营，为奴隶主贵族的需要服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私商兴起，有的大商人周游列国做生意，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和各国之间的交际，能和诸侯“分庭抗礼”。弦高假借郑国君命犒秦师的故事是很出名的。可见当时大商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地位了。到了西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都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各中等城市均设有市，连军队驻地、屯戍地区也设有军市。当时城市的市场有固定的地点，叫做“市井”。长安城最初有东、西二市，后增至九市。市井同宅区严格分开，周围有墙，叫，市门叫。市内设有供摆设出卖商品的店铺“商肆”(又叫“市肆”)，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称做“列肆”。另有存放货物的仓库“店”，或称“邸舍”、“廛”。官府对市井控制、管理很严，市门有专职的门吏掌管。市内设官署，置“市令”或“市长”管理、监督交易，还有专管治安的官吏。市井官署设于市楼(旗亭)，楼皆重屋，上悬大鼓，以击鼓来通知开市和闭市。闭市后，市门关闭，不再有任何营业活动，逗留市内不去的人要处罚。凡在市井营业的商人，须向市井官署登记，交纳市租。四川新繁出上的汉代市井画像砖，较全面地表现了当时城市中的市井容貌，是我们了解汉代商业情况的形象资料。唐代，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商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全国县以上的城镇都有市。长安和洛阳的市最大。都城长安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内有东西对称的商业区一东市和西市，占地都很大，四面八方的商客和外国商人在此交易。唐和汉代一样，市内的店铺叫“肆”，出售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组成“行”，行有“行头”。行是保护同行商人的利益，应付官府交涉事务的组织。据《长安志》记载，东市有“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邸是供客商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染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丝绵行、丝帛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唐代对商业的管理很严。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市场有市令、市丞等负责管理征收商税，凡买卖奴婢、牲口等，均需立契，违者犯法。市场活动有时间限制，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始贸易，日落前三刻，击钲三百下，停止贸易。唐代对外贸易很发达，“丝绸之路”是陆上对外商业交通要道。沿海的广州、扬州、明州(宁波)、登州(山东蓬莱)等，是亚、非各国来往贸易的重要城市和港口，当地设有“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宋代商品经济有了新发展.商业发达的城市更多了，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也渐繁盛，城市的商业活动打破了唐以前固定于一定地方的制度，取消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北宋都城汴京(开封)是全国商业和交通中心。城内外商店铺席遍布，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有的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城里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有的酒搂饮客常至千余人。出现了晚问营业的“夜市”。市场上有南方的米、果品、名茶、丝织品，有沿海的水产，西北的牛羊、煤，成都、福建、杭州的纸、印本书籍、有两浙的漆器和各地的陶瓷器、药材、珠玉金银器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上销售，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就是北宋都城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宋代同行业的商户，组成“商行”，人行的商户称“行户”，东京市上至少有160行，行户有6400多户。据说各行衣着不同，在街上行走，一看便知道是那一行的。外来的商人不经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