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doc

西方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之比较
2012182087张田
摘要: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分别作为中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文化产物，二者在极其相似的外貌下却蕴涵着分别代表中西方世界不同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的精神实质。通过将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分别放置到各自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将文学的比较置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加以比较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中西方世界的文化异同。
关键字：骑士文学，武侠小说，忠君，女恩主
（一）历史层面的比较
在比较武侠文学和骑士文学之前，我们首先要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骑士文学历来便是一种制度（骑士制度）与一种文化（基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骑士制度的兴亡直接决定了骑士文学的兴亡。骑士文学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就是中世纪骑士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相反，武侠文学却经历了不同的三大历程：产生、发展、蜕变。换言之，骑士文学是历史形态的文学，在没有蜕变的情况下业已衰落，而武侠文学发展之后则经历了一场辉煌的蜕变。（即使“新武侠文学”仍旧不享有当下文学主流形态的地位。）
骑士文学的产生始自骑士制度的产生。首先我们回顾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形态。中世纪（公元5到15世纪）的欧洲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混战状态，社会统治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抛开时间的局限，此刻的中世纪正处于礼崩乐坏的“轴心突破”时代，类似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骑士作为封建领主豢养的武力阶层，主要用于自卫与掠夺战争，鼎盛于12、13世纪，与教会相辅相成，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两大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柱。与欧洲中世纪骑士相当的乃是中国战国时代的“士”，产生时间则要前推至公元前3世纪。由此对比，欧洲的骑士与中国的“士”在产生时间上相差至少8个世纪。骑士文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就是中世纪骑士制度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其存在形态自始至终都有相对应的社会阶层；而武侠文学却经历了不同的三大历程：产生、发展、蜕变。其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士”，而经历发展之后出现蜕变，已然升华为一种纯粹的文学审美形式，而与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无涉。
武侠文学的发轫期尤其长久，几乎占据了中国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前半期，长期以公案、传奇、说唱艺术为主要形式；直到元末明初的《水浒传》的出现，才宣告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的产生；到明清两朝出现了大批的侠义小说，武侠文学由此得到较大发展；直到民国时代，武侠文学空前兴盛，出现了众多的武侠文学大家，诸如南派的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姚民哀，北派的赵焕亭、以及“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武侠文学的蜕变始自港台“新武侠文学”的产生，出现了“新武侠文学”三大宗师：金庸、古龙、梁羽生。其中金庸作为“新武侠文学”的掌门人，不但完成了“旧武侠文学”向“新武侠文学”的蜕变，而且将整个武侠文学推向到了文学的历史最高峰，最终实现了对武侠文学的反叛与终结。
（二）文化精神层面的比较
司马迁做《刺客列传》以史的形态刻画战国时代的“士”，已经具有了武侠文学的因子，可以看作是武侠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司马迁看来“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所谓“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之“正义”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人间永恒之善恶，而是具有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的伦理道德，即当时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统治秩序和统治伦理道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建构者韩非子更加露骨地说“侠以武犯禁”，由是再次论证了侠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冲击。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士”作为战国时代上层统治阶层所豢养的武力阶层究竟是以何种信念实现的对统治阶层利益的维护？那么我们把话题转向到骑士。
骑士的精神是被基督教义所武装的，骑士的忠君、护教、行侠乃是以政治和宗教利益为准则的，实际上他们不但是封建领主所豢养的武力阶层，而且其自身也属于封建统治者。他们忠君、护教、行侠是建立在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和基督精神之下的，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基督精神为最终归宿。他们符合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下的“正义”，却在永恒的人间善恶中表现出了邪恶反动的本质。他们充当的是基督教会清除“异教徒”的杀伐工具，充当的是封建领主互相杀戮和掠夺的中坚力量，充当的是对外扩张侵略的“十字军”，充当的是封建统治者对下层民众镇压与剥削的武力。
此刻我们再对比武侠文学中的侠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种精神意志几乎可以说已经摆脱了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侠客的行侠仗义、快意恩仇是建立在一种自觉与自省意识之上的，并非出于宗教信仰或特定社会政治与历史形态下的伦理道德。《水浒传》、《三侠五义》这些代表着武侠文学的大成之作无不以刻画侠客之个性自由为己任。“世何以重游侠？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乃归之侠也。侠者以其抑强扶弱之风倾动天下。赏罚黜徙，柄在天子。侠之所为，类侵其权。僭乎？抑为上者自弃之，乃起而代之乎？”这段话揭露了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