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标准草书.doc

草书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创作期和集字期，草书的创作期是指草书形成的汉代，经魏晋、至唐宋时期，（当然也可以直至明清、民国，甚至现代）大量的草书家创作了无数的草书作品，许多墨迹本、历代丛帖、个人丛帖、碑刻塌片留下了他们的手迹。
从古到今，草书的典籍异常浩繁。南宋高宗赵构手中的《草书韵典》，又名《草书礼部韵宝》，是编按宋仁宗时所颁《礼部韵略》纂辑，其字形采自古帖，皆赵构一人所书。明神宗朱翊诏辑特颁的《草韵辨体》，是编按《洪武正韵》纂辑。金张天赐《草书韵会》、清陶南望《草韵汇编》等书皆集历代草书家之字形，全以韵部排字。清石梁集《草字汇》、现代洪钧陶编《草字编》等书都以偏旁部首为属部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查找。不管是韵部分类，还是偏旁分类，皆“采聚群帖，仅便检寻，省变所因，初未疏解”，其用意在于提倡草书，遗传名家的手迹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充其量只是集字的汇编，对于草书的组织系统及结构规律尚未认识。符号在草书中的作用也未被认知。
清李滨《草说》十四卷以部首编排前人草字，少数字国以笺注解说，即该书《草书编类序》中所说的疏解。第十五卷著文叙文字之演变，草法之源流。书末附《草书编类》，其中“一笔”、“省点”、“省戈”、“缺左”、“删损”、“籍笔”等是例举草字的删繁省变之法；“篆变”叙草字借用篆体形势而立；“起手同”、“辨微”，“半体同形”等辨疑似之微同。主要栏目“偏旁同文异形”、“偏旁异文同形”则例举各家之字说明偏旁草书之混乱。此《编类》虽触及草法之皮毛，亦认识到草法之混乱，但对此状况却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个时期，尽管草书符号已经形成并在书写中普遍地使用，但编纂者却毫无知觉。这个集字时期也就是草书符号的盲知时期。
我们也看到，在集字时期中还涌动着一股可喜的潮流。宋人佚名撰《草诀百韵歌》（或简称《草诀歌》前人伪托王羲之撰），是编专叙草书作法，以歌诀的形式介绍草书的偏旁结构，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以启初学。是编虽未言明“符号”，却把相近的符号（偏旁）以及疑似字加以辨别。如“宀头无左畔”，“长短分知去”（图3）等等。但其中也多有使人惶忽费解处，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但是“水”字的草书字形却无点，仅比“言”字略短一点，造成“水”与“言”无别的错觉（图4）；“左阜页丁反，右刀寸点弯”，也造成了学者草书字形“阜、贝”无别，“刀、寸”无别的错误（图5）……遂后又多书与之“商讨”。首先，明范文明《草诀辨疑》就《草诀百韵歌》举例所未及者，列举古代书家其他字例不同写法进行辨疑，意在告知学者不必拘泥于一法，与《草诀百韵歌》唱了对台戏。清朱宗文（学古）《草圣汇辨》，取《草诀百韵歌》逐字辨明其误。汪由敦撰《草诀偏旁辨疑》，则增订改编《草诀百韵歌》为四百言。民国初，王世镗曾修订《草诀百韵歌》作《增改草诀歌》（后又加以删定，易名《稿诀集字》），纠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见，并在汉中刻石印行。“以上这些典籍仅供初学，偏旁以例举，尚未自成系统，正如刘延涛先生所云：“草诀百韵（歌）仍为列举的，而非系统的。且于草书形联之微妙变化处，无以阐述。”显然这时还处于一个实验性的初知阶级。
现存最早的书学论文东汉赵壹《非草书》，以及晋索靖《草书势》、梁萧衍《草书状》……直到明清草书论著，皆叙书史，叙流变，叙书家……未见有论及草书结构及符号者。发现草书构成规律（秘诀）和符号者，于右任为古今第一人。
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其方法步骤有六端：
1、明确目的和原则;
我国文字繁杂，偏旁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
2、立草书社
1932年12月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周伯敏、刘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参与其事。胡公石先生1932年5月拜于先生为师。1935年夏，他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工作。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广泛地汇集草书资料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