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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席勒经典文学
歌德、席勒通常被称为德国“古典作家”，其作品被称为魏玛“古典文学”或被冠以形容词“古典的”。然而，“古典”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一个妥协的译法，与之相对应的括号中的德语词同样具有“经典”的意思。纯粹意义上的“古典文学”在欧洲文学史中特指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之相对应的德语词是“Antik”。因此，汉语约定俗成的译法中其实包含了“古典”和“经典”两层意思：“古典”指歌德、席勒的作品效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并吸取了其中的人文精神，“经典”指歌德、席勒的作品是德语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然而，歌德、席勒并没有在生前或身后马上被奉为经典。19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只称二者为“天才”、“魏玛的两位大师”和“文学泰斗”。歌德、席勒的经典化过程分不同阶段贯穿整个19世纪。19世纪德国谋求民族统一以及新教中有教养阶层的形成是歌德、席勒的人格和作品被偶像化和经典化的主要动机。19世纪的德国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后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鉴于德国政治和宗教上的分裂，人们试图在政治以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谋求统一。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歌德、席勒的人格、世界观和文学作品逐渐演变为德国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成为德国在意识形态层面谋求统一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反拿破仑战争、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语境中，席勒因其对自由的礼赞而成为公众瞩目的民族英雄。人们对席勒的崇拜远在歌德之上。在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谋求统一的语境中，对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需要超过了对自由的要求，歌德的地位逐渐超过席勒。歌德作品中对和谐、人道的追求以及浮士德精进不已的精神使其一跃成为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对歌德的经典化更加意识形态化。德国在获得政治统一后，需要通过歌德进一步赢得民族精神上的认同。歌德成为一种近乎民族宗教的领袖式人物。另一方面，19世纪营造偶像的现象——包括对歌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偶像崇拜——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宗教世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2005年慕尼黑贝克出版社出版的《德国新教信仰文化史》中，德国历史学家霍尔沙从宗教文化史和宗教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释。霍尔沙认为，19世纪人文思想和文化领域营造偶像的现象从情感、组织形式到虔诚程度都具有宗教特征。概括说来，随着宗教中神的地位下降，开始出现对人文思想领域人的偶像崇拜；随着教会组织的松动和解体，各种类似宗教团体的共同体、协会、俱乐部或私人交友形式出现；随着正统教会信仰的衰落，各种世界观、思想、理念、精神、理论、主义涌起，并分别要求以自己的体系囊括和解释整个世界，取代旧有的信仰和教会，建立新宗教。各种世界观从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宗教特征和宗教功能。换言之，启蒙运动导致正统教会信仰和组织的衰落，但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虔诚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了世俗的事物和人物身上。一种世俗化的、普遍的、抽象的“宗教性”取代了具体的宗教信仰、组织和仪式。同时，18世纪下半叶起，在德国逐渐形成一种所谓“有教养阶层”，它包括贵族、上层和工商市民、高级国家公务员、军官、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医生、法学家、律师以及部分牧师。与其他阶层相比，该阶层受到最良好的文化教育。也因此，该阶层受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也最为深刻，批判和反对正统教会的呼声也最为高涨。各种自由宗教思想的发起者或自由教会的倡导者大多来自这个阶层。这些正统教会的反对者和自由思想家不是没有信仰，——比如他们信仰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一元论或者某种抽象的理念、精神和世界观——而是他们的信仰不符合正统教会的要求，对于正统教会来说属于异端邪说；他们也不是不要组织，而是希望以自由结合的团体取代僵化的正统教会组织。为与正统教会划清界限，在有教养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以施莱尔马赫为旗手的“新新教”或“文化新教”，也称“教养宗教”。歌德、席勒于是被有教养阶层奉为“教养宗教”的“圣人”。各种正统教会的反对者和自由教会的倡导者，无一不在歌德的作品中看到了泛神论倾向，看到了对美、和谐和艺术的信仰。他们因此视歌德为其自由宗教团体的先知和偶像。二歌德、席勒经典化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席勒1805年逝世以前，歌德、席勒的影响主要限于魏玛和周围的朋友圈内。席勒的逝世才真正引发大规模的敬拜活动。因为德国当时正处于反拿破仑战争、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时期，席勒的自由理念被用来鼓舞民族士气。席勒也因此成为德国自由解放的倡导者，被升华为偶像式人物。当时的年轻作家和诗人都对席勒推崇备至。1813年的青年学生运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受到席勒自由精神的鼓舞。1812年在席勒的出生地奈卡河畔的小城玛巴赫成立了席勒纪念馆，1825年举行了第一届席勒节，1828/29年出版了歌德与席勒的通信集，1830年出版了席勒传记，1835年在玛巴赫成立了席勒协会，负责在每年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