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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应用写作的发展
应用文的概念：
书写或写作，从目的和效用上说，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为了抒发感情、反映现实生活而进行艺术创作，文学写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即属于此类；其二则是为了处理实际的事务而撰写文书，此即为应用文写作。应用文也称为实用文，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或个人在处理各种公务和日常事务以及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使用的、具有一定格式规范的文章的总称。撰写应用文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具体事务，所以其使用的范围最为广泛，是为现实生活和工作服务的。
写作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学创作，又称艺术协作，是指语言艺术中的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二是实用写作，又称应用文写作，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各行各业、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在处理公务和日常生活、交往中产生的社会性认识和书写实践活动。
所以应用文是国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工作、生产、科研、学习和生活中办理公务和个人事务时所常用的具有直接使用价值和某种惯用体势的一类文章总称。它是人们交流思想、互通情况、解决问题、处理事务的工具。

应用文的名称：
“应用文”一词，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清代刘熙载的《艺概》：“应用文应有上行、平行、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应用文的发展：
应用文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的，其起源比艺术性的文学创作更早。《周易?系辞下》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意指上古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治理天下，后来的圣人用文字代替了结绳。这里的“书契”虽然指的是早期的文字，但可以推断，用来治理天下的“书契”必然是古代应用文的雏形。人类社会在进入以文记事的时代后，应用文在社会生活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周代的《尚书》文告，秦代的制诏谕奏，汉代的表疏律令，魏晋的简牍署书，唐宋的条文律令，明清的史册文翰都是应用文。此外，书信、书契、碑碣志铭、法律条例等也是应用文。
（1）开端：
上古时代，从成熟的文字产生到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应用文的形成阶段。中国最早的应用文写作形式应从甲骨卜辞开始。它们虽然形式简单，少则数字，至多不过一百余字，但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政治、军事、宗教内容，又有历法、农业和狩猎活动的记载。在上古的典籍中，《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应用文专集，相传是孔子将上古的历史文件汇编而成，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个时代的典(刑法)、谟(策略、计划)、训（大臣的建议）、诰(帝王对臣于的命令)、誓(纪要)、命(指派、指示)六种文书。虽然其中有些篇目是后人伪作或追述补充的，可书中一些商周时代的史料还是可信的。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大都以诗歌为源头，中国也是这样。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诗经》中的篇什最早可确定为西周初期的作品。从年代来说，应用文写作确实要早于文学写作。
（2）发展：
封建时代，从秦汉至清末时期，是中国应用文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现了“书同文”，为公务应用文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由李斯等人制定了公文格式，对公文写作制定了—系列规定，产生了“避讳”制度、“抬头”制度、“用印”制度等，标志着公务应用文的成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汉代以后。公务文书又产生了书(申请)、议(意见、主张)、策(考试文件)、论(分析道理、判断)、疏(注释)等公文体式，并明确了下行文种有“诏”(皇帝的命令)、“令”(指示、指令)、“诰”(古代一种告诫性文章)、“制”(郡县制度)、“策”(考试文件)、“敕”(诏书)等；上行文种有“章”(奏本)、“表”(报告)、“议”(建议)“奏”(上书皇上)、“疏”(注释)等，统称“奏议”。
可以说，秦汉时期公文的基本形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一直保持着主要的架构，历代不断地进行完善和补充。对应用文写作的探讨也紧随其后，最著名的要算是南朝刘勰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探讨了35种文体的起源、演变和写作特点，这些文体除了诗赋等几种文学体裁外，其他的二十余种都属于应用文类，可见应用文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文学类的作品。到了唐宋两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到达了顶峰，文物典章无不蔚为壮观，应用文种类进一步增多，应用文在这一时期更成了科举考试的科目，尤为人所重视。明清两代，应用文种类日趋繁杂，渐渐走向了文牍和繁琐的死胡同。可以说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不仅保留了秦汉时期的公文制度，而且越来越等级化，无论文种、格式、称谓、用语、载体都有严格的规定并按封建等级划分，各有自己的专用文种，不能混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文种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应用文的名篇佳作。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为袁绍讨豫州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