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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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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问题，是鲁迅研究的学术疑难之一。长期以来，一些论者竭力排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将其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从而贬低了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很多鲁迅研究家一直都在殚精竭虑、苦心解疑，努力从多种角度阐释和概括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经过几代学者的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形成，绝非一个国度或民族独具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内隐着深层的人类文化学机制，带有人类的普遍规律。文学中的各种文体，说到底，是人类在各种环境中不同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情感心态的表现形式、生命体验的物化形态，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话语秩序与文本体式。所以，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文学殿堂的瑰宝，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当然，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应是一种平行比较，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而这种平行比较，反倒更有益于发现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本身所具备的属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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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化学与符号学的眼光观察文学艺术史上的文体演变，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文体作为按照一定的话语秩序形成的文本体式，实质上是人类一定的生存环境中为了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互相进行交流，而从事的一种符号的编码方法与体式。这种特定文体编码活动的最后操纵者，是所处时代的总体文化背景。一旦时代环境发生变化，既定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就会与时代精神、社会心态失去对应性，产生矛盾与悖逆。于是，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文体的符号编码活动就必然出现变革，产生新的文体范型与语言体式。
英国随笔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就是这样在各自历史时代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的骄子。这种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有三个共同点：一、时代环境，需要政治的松动与思想的解放；二、物质载体，需要有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三、读者对象，需要有企望革旧出新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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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体的产生，除了外部条件之外，还有文体自身运动的原因，需要适宜的民族气质的陶冶与文学土壤的培育，经历长期的积累与演化。
中英两国散文发达的原因是：从思维方式上看，都不偏重系统性的理论思维，而擅长片断、零碎、偶感式的机智发现；从民族气质与文学表现形式上看，都不侧重体系化的高深大论，而喜好随意、形象、感应性的灵活体式。
散文文体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人的觉醒、自我的个性意识的复苏。17世纪初，法国蒙田的“Essais”被译成英文，传人英国，冲击了长期统驭英国散文的古罗马拉丁文模式，给英国散文注入了活力。其后，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种种变迁，积累了从培根到艾狄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哥尔斯密、约翰逊等众多作家的写作经验，才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人的觉醒、自我意识的复苏，出现了以兰姆、赫兹里特、李·亨特、德·昆西方代表的19世纪浪漫派随笔，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使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形成气候。从蒙田到兰姆，竟经历了二百多年!
中国的随笔式自由文体的形成过程更加漫长。从现有材料看，三千年以前写于商代的《尚书·盘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汉初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魏晋时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八大家的传世杰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摆着架子，拘着套式，纵然到了宋代，出现了苏东坡等人的随意小品，却总不能成气候。经历两千余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纪上半叶，才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催促下，涌现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为文坛主流。晚明小品作家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冲溃了模拟古人的陈腐樊篱，吹来一股清新之气。试与19世纪出现在英国的浪漫派随笔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晚明小品与英国浪漫派随笔这两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之间，在文体运动内在机制中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人的觉醒、自我意识复苏的思想运作中实现了文体的舒展解放、自由随意。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经历了清代的严厉镇压与残酷统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时，重在抒写个性、表现自我的随笔式自由文体也就随即灭绝了。直到20世纪初叶五四文学革命爆发，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决了古文的禁锢，实现了白话文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