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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潮小说”与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的区别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批准号:07JDTDXM75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肖四新肖四新(1965—),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邮编510420,电话:02086064031,或13168305619,E-mail:HYPERLINKmailto:xiaosixin@yeah.netxiaosixin@yeah.net 内容摘要:“后新潮小说”是西方后现代派小说位移到中国的产物,但中国作家在模仿和借鉴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的过程中,融入了民族和个人的经验,呈现出中国化的特征。本文从六个方面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后新潮小说”;西方后现代派小说;区别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文坛上,以马原、余华、格非、苏童、洪峰、孙甘露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创作被人们称为“后新潮小说”。 “后新潮小说”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特别是后现代派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它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派小说位移到中国的产物。但这种位移,不是后殖民化的结果,而是西方文化的倾身惠顾和中国作家欣然承接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结果。它也不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派小说的简单借鉴与模仿,而是与民族自身的血肉紧密相连的,是中国文学自觉地反拨“文革”遗风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特别是中国文学对“民族寓言”表意策略拆解的需要,是中国作家希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真诚努力。 尽管“后新潮小说”明显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特别是法国“新小说派”、博尔赫斯小说、美国“元小说”的影响,但它又有别于西方后现代派小说。如果要把它们称为后现代派小说的话,遭到非议和批评是不可避免的。检阅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它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大致走过了对借鉴、模仿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新潮小说”主要以借鉴为主的话,而“后新潮小说”则主要以模仿为主,而90年代转向后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则更多地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 可以发现,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的主要精神内涵和一些基本的写作规约、审美原则都位移到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特别是“后新潮小说”中。“后新潮小说”的作者们极力模仿和借鉴西方后现代派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新潮小说”就是后现代派小说,除了后现代派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具有“历史、地理学和社会学界限”外,它还在中国文学生产场中受到了选择、过滤和改造,出现了变异。中国作家在模仿和借鉴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的过程中,融入了民族和个人的经验。与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相比,“后新潮小说”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与西方后现代派小说不同的特征: 首先,尽管西方后现代派小说与现代派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是对现代派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所以,西方的后现代派小说与现代派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中国当代的“后新潮小说”,留下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派小说拼接的痕迹[1](P10)。即使西方后现代派小说是国际性的,“后新潮小说”也不能称为后现代派小说。因为无论是在思维方式、审美特征还是叙事策略上,它们都留下了太多现代派文学的因子。我们在中国当代“后新潮小说”中,可以不时看见塞林格、凯鲁亚克、海明威、萨特、加缪、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子在晃动,可以窥见到一种生存的异化感、荒诞感和焦虑感。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因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后现代派小说同时涌入中国,中国作家并没有将它们严格区分。也因为中国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严格遵循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的审美特征和叙事策略。 其次,中国当代“后新潮小说”并没有象西方后现代派小说那样抵达形而上的层面,更多的是在形而下的层面流连往返。尽管西方后现代派小说的主要动力是“文本自身的观照和对经验或想象之本体意义的彻底怀疑”[2](P97),尽管它只有片断的材料而没有最终的“解决”,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它杂乱无章的堆积中看到形而上的碎片,比如“世界是什么?世界有多少种类型?如何组成?不同点在哪里?当不同的世界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或什么时候世界间的界限遭受侵犯?文本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所设计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什么?被设计的世界是如何建构的?等等”[3](P73)。而中国当代“后新潮小说”主要是对当下生存境遇的关注,比如沉溺于文革反思、暴力、性、爱情、个人体验等形下层面,而缺少形而上的思考。即使有形而上的思考,或是叙述方式展开的借口,或是叙事策略和文本实验夹带的副产品,或给人“少年不知愁,强说愁滋味”的感觉。其根源在于西方后现代派小说表面上是对现代派文学关注形而上思考的反拨,而事实上它是对现代派文学的超越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