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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武术的传统文化特征

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以其丰富、瑰丽、独具特色辉耀于世,而中国武术又以其绚丽多姿成为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中华武术,无处不闪现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练习实践,均受到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标准的巨大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中华武术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今天能被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蕴含着深刻的东方哲学,揭示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有着独具魅力的东方文化色彩,具有天人合一、循规守礼、怡情铸志、延年益寿的传统文化特征。
一、天人合一,阴阳互补
中国古代哲学是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而“天人合一”思想又是传统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台湾学者钱穆也指出“中国文化特征可以用‘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古代哲学的这种重要思想,深深渗透到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华武术之中,并成为其思想基础。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古人常常把认得行为归依于“天道”的流行。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始生人者天也,始生地者天也”(《吕氏春秋》)。甚至把人的伦常和情感贯注于“天道”,并将其拟人化。“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人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这种天人感应,阴阳互补的理论不胜枚举。古代体育科学理论的构建直接来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阴阳理论在古代体育科学思想中根深蒂固。中华武术中的动静、虚实、刚柔、进退等的演化,无一不是在阴阳理论的指导下衍生而来。至于太极图说更是最终演变成整个古代体育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是一种从形象描述到理论图式的进化。“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静,互为其根”(《周子全书·太极图说》)。先民们正是据此理论解释了天体的演变和人体在自然力影响下的功能变化。将阴阳理论推演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太极拳。太极拳的全部运行机制,都是按一物两体,和谐稳定的模式来进行的。所呈现的动静、开合、形神体用、虚实、刚柔,构成了一个互补系统。古人把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体自身,都看成是由对立力量之消长而导致的大化运行,而人又于此流变过程中,努力去把握和守护某种不变的阴阳状态。因此中华武术追求的不是人对自然的对立、挑战与对抗,而是更强调两者的融合与顺遂。在精神上是追求身体与精神能够在同一过程中得到颐养,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武术独特的价值准则和人文景观。
二、仁爱待人,礼让三先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中心范畴和文明进化的主旋律。现代社会经常使用的文明、秩序、道德等概念都有礼的辐射,至今,礼仍是我国人民的主导意识和规范意识。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一整套以礼为核心的学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把一切都纳入礼的轨道,当然武术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由于儒学是古代确立宗法制度,规定人论道德礼法秩序的治世学说,因此被统治者当作维系其统治地位的思想工具,具有群体秩序的强制性,从而被当作官方的正统思想对社会加以灌输,规范着人们的行为,逐步成为了社会崇尚礼仪,循规守礼的思维定势。
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武术,不可能成为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的独立的文化现象,必然受制于礼文化的约束。“礼”的观念代表着武术文化的一大价值取向,“未曾习艺先学礼”,是中华武术的一向传统,这种“礼”是对人的心灵进行内在约束与外在规范的伦理观念。
中国武术崇尚的“礼”,首先是习武者个体精神规程化的理想形式。因为习武者的肉体经过多年的特殊训练后,已经具备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攻杀和防身技巧,那么,习武者相应的精神价值也便随之有所更新,对习武者的“礼”的内涵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与更高的要求。古代的武术活动历来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和浓厚的礼仪化色彩,并始终遵守“对御不争第一筹”(《王建·宫词》),“贵贱不相逾”(《韩非子·有度》)的古训。最典型当数射礼了。“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以四种不同的冠名表示不同级别的比赛,并且不同级别用的弓、箭、箭靶和射箭时所配的音乐都不同,各有名目,等级分明,礼仪繁琐。“礼”和“让”一直伴随着中华武术的交往活动。“揖让而升,下而饮”。如果上下级交手,下级的让即是“礼”,上级若是技高一筹,也礼让三先。即便是在较为激烈的武术竞技中,也只能是点到为止。绝不像西方拳击所推崇的“一拳必杀”的技击效果,更排斥西方原始拳斗、自由搏击式的血腥厮杀。而是以服人为上策,以打人为下策,以杀人为下下策。因此在古代武术中难以看到激烈而震撼人心的对抗场面,通常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技艺的切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