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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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论户籍制度与中国城镇化进程[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因此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方向与重心应开始转向如何通过革除当前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进而实现公民利益权利的无差别化待遇，如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质量进而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来。[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教育；二元化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而传统户籍管理制度的严重弊端及其负面影响在新形势新阶段下也随之日益暴露和突显，因此社会各界对其进行全面彻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其改革的成败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提高等诸多方面。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成因与功能演变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城镇就业问题突出以及西方世界的排斥与挤压等诸多国内外不利因素，当时的这一系列客观国情使得我国城镇的生产、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城镇社会的人口吸纳能力明显偏低。并且由于受到前苏联工业化发展路径与模式的严重影响，从而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原始积累的现实途径在当时看只能是“牺牲农业及农村，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尽可能压低原材料及农产品价格来降低工业化建设成本，以及不对农村居民实行社会福利保障等办法，最大限度的将农业剩余或农村剩余转化为发展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李佐军，2009）这条道路可选择，但是以这种方式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前提则是必须保证能够有充足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进行生产，然而城乡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对称以及不同部门生产率所存在的巨大落差又必然会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和聚集的“农村推力”与“城镇拉力”，诱使劳动力不断由农业迁出。因此出于遏制城镇人口过度膨胀、保持城镇社会稳定以及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1]，我国最终形成了以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之上，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控制农村人口过快流入城镇为主要目的户籍制度。但是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与影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着重登记管理职能阶段，这时的户籍管理政策①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对人口居住地点与基本信息的登记上面，并不涉及公民的自由迁徙与利益权利的分配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强化限定人口自由流动权能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人口的乡城流动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与规制；第三个阶段则是固化利益分配功能阶段，其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将涉及诸如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福利权益与户口相联系，且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户籍制度在此阶段已经逐渐演变为保护城镇本地人口既得利益的制度工具。二、对现阶段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向与路径的认识在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重点放在法律、尤其是宪法角度中公民自由迁徙权的讨论上面，以及为户籍制度的“破冰”寻求法理支撑。然而，我国当前所实行的户籍制度，从表面上看是法律问题，但其根源却要归宿到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及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它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而诱发的法律“畸形”。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仅需要从法律角度去寻求正义，而且更要从现实出发，追本溯源，找准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难点与核心矛盾，对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进行重新审视，力争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全面突破。随着国家对农村人口流动与迁徙等一系列限制规定的逐步放宽以及学术界对户改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开始不再单纯从法理上去寻求正解，而是将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关注点逐渐向破除现有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或是使其能够合理流转，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产品提供与社会福利待遇的“无差别化”[2]等问题上面转移，户籍差异所导致的公民利益权利分配过程中的巨大差别也正是当前户籍制度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地方。围绕剥离户口背后所粘附的各种利益权利为中心进行综合改革肯定会成为今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方向，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则是必须要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为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必要保障，然而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这在当前绝对不是能够一蹴而就所能实现的。与此同时，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文化素质偏低、技术技能不足而导致其在城镇进行生产生活时所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