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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突破循环的历史变迁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2011年10月18日
中国处于新的阶段，其根基是邓小平以来所实行的经济开放，但内部构造仍存巨大断裂；从外部世界而言，尽管中国依然没完全融入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其内部与外部冲突始终延续，但中国的全球地位是全新的。中国需要能够应对挑战的领导层

《财经》记者张燕冬丘昭琪发自美国纽黑文

1912年是重要的一年，中国有了议会选举制度，使之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这比军事政变要重要的多

“中国正处于新的阶段，其根基是邓小平以来所实行的经济开放，但内部构造仍然存在巨大断裂；从外部世界而言，尽管中国依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其内部与外部的冲突始终延续，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是全新的。”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史景迁（JonathanD.Spence）对《财经》杂志记者如是说。

9月20日，75岁的史景迁在其美国西纽黑文的家中接受了《财经》特派记者的专访，历时三小时。这位试图从中国历史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答案的汉学家，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至明末清初，并认为迄今中国仍处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他坦言：今日中国与历史上某个阶段相比不那么特殊，但其特殊性在于变化的规模，其速度，可能需要过去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话题虽始于康熙年间，却贯穿于辛亥革命，而落脚于今日中国。他说，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处于一个艰难而艰巨的抉择时期，他们必须基于一系列政策，做出优先抉择。中国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回溯现代中国渊源
假如中国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那就是在教授“屈辱”，不止丢面子，还失国土，以及丢失传统。但若把明末清初视为“现代中国”基点，就可以有更好的视野。
《财经》：长久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以两种方式呈现，一是从鸦片战争作为起始端；另一就是以传统王朝更替中的“明君”或“昏君”划界。但你却不同，你为何把中国近现代史的起始聚焦于明末清初?也就是说，你将近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并认为，迄今中国仍处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
史景迁：这是我开始研究中国之初就作出的决定。我发现包括中国人在内，很多人视中国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但我看不出任何这样做的理由或逻辑。假如中国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那我们就是在教授“屈辱”，不止丢面子，还失国土，以及丢失传统。但若把明末清初视为“现代中国”的起始，就可以有更好的视野：中国原本强大并具影响力，不仅拥有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还具备健全的政府和军事机制。
今天的西方媒体，常见此类新闻标题：变化的中国，难以应对。其实，这种境遇200年前就埋下伏笔，甚至更早。自从西方人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不管曾写下多少有关中国的文字，但始终搞不懂中国。
16世纪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幅员广阔、强硬、有秩序，但过誉中却记述着明暗两面；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满人入主中原开始统治中国，王朝更替并没有使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太大变化；18世纪对中国的认识趋于复杂，对中国人的实践力及道德力，以及中国人对于提高世界美德的潜能等问题在西方激烈辩论，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等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进入现代世界都有很大保留；19世纪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明显的贫弱引起西方世界的轻蔑而非赞誉，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漠不关心、遥远的政治问题，只有传教士念念不忘；20世纪初，“一战”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以及纳粹的崛起，让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文化也并非完美无瑕，再次燃起对中国的兴趣，而中国内部却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时代，西方人开始从多种方式和角度来观察和表述中国。
《财经》：欧美学术界对中国的描述还是有价值的，只是太过深奥，西方公众不懂为何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或门户开放？为何一向懂礼仪的臣民会突然变成革命者等问题。而你曾说过，对中国的感觉越是迷茫，越是摸不着头绪，或许，就越走近那深具魅力的真理。
史景迁：是这样。在过去400年间，在感知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西方所走的弯路和经历的挫折，不是一两篇文章可以概括的。人们对中国的探索不应轻而易举地概括，以致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我认为最好先研究强大自信的中国，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探寻中国历史真迹，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接着再采取长远视角，观察变革如何开始，并如何导致辛亥革命以及后面的历史过程。
我喜欢康熙，觉得他是位很有意思的统治者，一个兼容并蓄的人，做过很多不同的事。康熙年间，不仅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灵活性、高水准的生产力，而且拥有有效的中央监督，当然不是共产主义式的监督，而是帝王式监督。内务府则体现另一套官僚体制，不只管理皇宫，还管理很多财务。这使我对17世纪满人入主中原感到着迷。我试图厘清康熙、雍正眼中的统治为何物。这两个人无疑皆为意志刚强之明君，虽然有时担忧汉人百姓威胁其帝位不免偏执，但于我而言，1661年至17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