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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含义
在许许多多时刻，色彩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一件重要事情。通常人们不能穿上大红衣服出现在葬礼上，灰暗的色彩在喜庆的场合也不受欢迎。这些时候，色彩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颜色。对一个色彩的选择传播着重要信息，所发挥的影响超乎想象。常识的约束力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塞尚说：“色彩是我们的大脑与宇宙相会合的地方。”
关于画家和科学家对于色彩的研究，接受过普及教育的人们大多有所了解，比如三原色，比如冷色与暖色两大分类等等。此外，其他领域也有专业人士对色彩进行过深入研究，而且更有意思。1877年，德国语言学家汉斯・马格努斯（HansMagnus）对荷马作品中的色彩做过研究，发现荷马用于描绘色彩的词非常有限，其中大部分是把光明和黑暗区别开，而没有呈现特定的色彩。他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那个时期的希腊人实际上只能看到黑白两色；对色彩的知觉是一个进化的结果，色盲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返祖现象；要不了多久人们就能够看到光谱中的紫外线啦……这个推理的最后部分似乎在一百多年以后还没有实现。
马格努斯的研究并不是单独的案例，著名的古典学者、曾经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通（WilliamGladstone）写过十部关于《奥德赛》的论著，发现“近五千行诗歌中，竟然只有三十一处提到了色彩的因素或是概念，换言之，平均每160行才会出现一次。”数字常常意味着严谨的说服力，此处也不例外。格莱斯通认为希腊人对世界的看法就像是一幅黑白的照片。他还流露出当时的欧洲人的优越感，因为殖民地提供了未开化人种偏爱鲜艳颜色的经验依据，即使有“响亮的颜色”这样诗化的说法，也不能修饰他的这个现在看来明显“政治不正确”的看法：如果色彩视觉是逐渐进化的，那么自然是进化阶段越低，就越是偏爱鲜艳的色彩，因为鲜艳的色彩易于辨别。
浪漫主义诗人歌德在其《色彩原理》中解释道：“野蛮国家，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以及孩子，都极为偏爱鲜艳生动的颜色，动物会被某些色彩刺激得发狂，而文雅之士决不会穿颜色俗艳的衣服，身边的一切物品也都避免俗艳的颜色，他们似乎要把所有这一切都摒弃在视线之外。”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同样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不过用来理解餐厅的色彩大概比较安全，快餐店总是使用颜色艳丽的塑料座椅，而高级餐厅，在色彩亮度上要节制得多。鲜艳的色彩帮助营造一种快节奏氛围，减少顾客逗留的时间，这一商业生态中的潜规则也泄漏了社会心理与色彩偏好之间的隐秘联系。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转型社会背景下，这一联系不时暴露出人们的经历和心理状态，虽然那被泄漏的真实状态本是人们试图通过其他努力――比如品牌装备――所刻意掩饰起来的。
在对色彩的看法上西方美术界难得地表现过和谐，先锋艺术和官方艺术曾经达成了一致，一起断定色彩总是要低人一等，例如高等美术学院院长夏尔・勃朗（CharlesBlanc）介绍视觉艺术时就认为“素描是艺术中的男性，而色彩是艺术中的女性。”他还有与歌德相似的说法：“所有的东方画家都是色彩主义者，而且必然会是色彩主义者。”在勃朗所说的含义不明的东方里，他的判断似乎为了建立优越与落后的秩序：这一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结构与理性相联系，而色彩与感性相联系，东方、感性、色彩与女性相联系，进而代表一种柔弱价值的陈词滥调。不过我们从这样的论断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对色彩的认识已不止是一种状态的描述，从中透露出来文化的傲慢，以及这种傲慢后面的权力关系。
福柯说过，罗伯－格里耶显然认为度量比颜色更重要，这是令人奇怪的。他认为视觉是最好的感官，但不是任何视觉，这种视觉应该更注重轮廓，而不是色彩、亮度或透明度。一般说来，形状比色彩更真实，因为色彩会根据照明度变化。在福柯看来，度量之所以胜过色彩，是因为有了色彩才有了科学，才有色彩科学。色彩究竟是什么？二十世纪的人，即使不熟悉物理学，也知道色彩就是频率，是可以衡量之物，是振动。度量终于战胜了色彩，但是色彩奋起自卫，表明它有很强的抵抗力。它并不是简单的“心灵感觉”，它存在于宇宙间，是人类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力的存在。
博德里亚认为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组独立的意义系统。传统上，色彩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暗示意味。人们喜欢某一颜色，每个人有自己偏爱的颜色。这个特定的颜色可能是被被事件、仪式、社会角色强行赋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色彩，这些色彩的文化意义反映在心理学上，参与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建构。在选择、确定偏好色彩的时候，个人不可避免泄漏了其个性偏好和特征。
与花语、星座类似，色彩经常被化约以简单的心理学解释：红色是激情、欢快的，具有侵略性的；蓝色是平静的符号，黄色代表乐观等等。黄色与蓝色构成典型的对比，比如在凡高的画作中可以看到的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尤其这组色彩引发的强烈视觉效应，使这个组合常常被应用于广告中，成为典型的广告色。使用色彩时就要重复注意到色彩蕴含的意义，那么，调整色彩的亮度、光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