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和神秘的透光铜镜.doc

铜镜和神秘的透光铜镜

俗语说，人皆有爱美之心。但人是怎样发现自己美不美的？一个肯定的答案是通过水，而且这种机会有的是。当然人不可能总往河边跑或去池水旁，于是便以器物盛水照容。古代盛水的陶盆叫“监”，监字的古文写法为“”，正是一个人扒在水盆边上照容的象形文字。《庄子·德充符》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说明战国时仍有人以水来照容。
从以水照容到铜镜问世
铜镜是古代人照面容的又一种器具。其形制繁多，有圆形、方形、亚字形、葵花形、菱花形、带柄形、鼎形等。铜镜都有两个面，正面光平，用以照容；背面多有花纹装饰，内容丰富，是铜镜文化内涵的主要体现部位。以圆形铜镜为例，镜背各部位名称如图5—6。

人类是怎样从以水照容过渡到以铜镜照容的？郭沫若先生曾经有一个推测：“普通人用陶器盛水，贵族用铜器盛水。铜器如果打磨得很洁净，即无水也可以鉴容。故进一步，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铜镜背面有花纹，背心有钮乳，即是盛水铜器扁平化的痕迹。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面的，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钮乳是器足的根蒂。”前半部分郭沫若先生的推测是合理的，后半部分的推测就有点臆测了。因为根据目前掌握的铜镜功能的进化来看，铜镜的装饰功能比照容用途开始得更早一些，显然镜钮是为了便于穿系而特意制造的。
目前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铜镜距今已4000年，属齐家文化遗存。共出土两面，一面出土于青海省贵南县，另一面出土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文化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末期，青铜铸造业尚在萌芽之中。这些镜子的铜锡比例为1∶0．096，这样低的含锡量决定了镜面无法磨出光亮照人的效果，这个时期的铜镜只能是挂在身上的装饰品。但镜的背面已有“镜钮”和简单的纹饰，由这种被学术界称为“圆板具钮佩饰”的器物进一步发展成为铜镜是顺理成章的。基于这种认识，目前学术界认为，铜镜的问世有两个源流：

铜镜的功用绝不仅仅是照容
在中国历史上，由铜镜照容还引出了许多政治讽谏故事，唐代魏征在劝谏唐太宗时使用了“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的说法；庄子把圣人之心比作“万物之镜”。而《战国策·齐策》中讲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更是长期使人津津乐道。故事说，齐国大臣邹忌不仅精明能干，而且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对着铜镜整理衣冠，对自己的美貌英姿大为得意，突然想到与城北有名的美男子徐公比较自己会怎样？他自己拿不准，就去问妻、妾，妻妾的回答是“您已经很美了，徐公哪能比得上呢！”邹忌又问刚进门来的一位客人，得到的回答也是他比徐公美。这样，邹忌就信以为真，趾高气扬地离家外出了。说也巧，路上邹忌遇到了徐公，经过仔细观察，回家后又对着镜子反复比较，他发现自己到底还是不如徐公美。这件事使邹忌悟出，妻子因为爱他，小妾因为怕他，客人则有事求助于他，出口自然都是违心奉承之辞。由此事邹忌又想到了其它事，并把其中的道理讲给齐威王听，劝齐王虚心纳谏，不可偏信谥美之词，更不能听了奉承话就忘乎所以。齐王听进了邹忌的话，使齐国称霸一时。
可见，铜镜的功用绝不仅仅是照容，它还起过以下方面的作用：
铜镜充当过装饰品《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恶于王。这里的“鞶鉴”一词指的是什么？曾经率兵灭吴统一三国的西晋大将军杜预注释《左传》时记载，“鞶带而以镜为饰也，今西方羌故犹然，古之遗服也。”这说明古人有以镜子系在皮带上作装饰器的习俗，直到杜预那个时代，西部的羌胡人仍保留着佩镜的习俗。难怪当郑伯看到周王天子赠送给自己一面佩镜，而赠送给虢公的却是酒具中的爵时，会立即联想到周王重视虢公而藐视自己了，因为佩镜总不如酒具尊贵重。当然镜子作为一种装饰器，并不一定非得挂在身上，尤其当铜镜进化到正面可以照容之后更是如此。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中就有临镜化妆的场面，而那个梳妆用的镜子就是置于镜台上的。镜台底部有座，座上竖立竿柱，圆形铜镜系在杆头，柱子中部设一个方盒盛放梳篦。在沂南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镜台。
铜镜作镇邪之物以镜为饰的本意，并不是追求铜镜的漂亮，而是相信铜镜有驱邪镇鬼的魔力。考古中已发现许多铜镜随葬的案例，这一方面是想给死者提供在阴间使用的这种日用品，另一种考虑就是想用镜子为死者驱除黑暗、镇服妖孽。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世大敛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陕西发掘的许多宋金墓葬中，铜镜正是悬在墓室顶部正中央；浙江省板桥县的一座五代时期墓中共置有两面铜镜，一面放在后室券顶的暗窗中，另一面放在前室穹窿顶的暗窗中，都印证了周密的“照尸取光明破暗”这种说法。再从镜背的花纹来看，常见的花纹早期多与鼎、簋等礼器花纹一致，而这些常用于祭祀的礼器就常与鬼、神不可分；后来镜背纹饰常改用天地、日月、星辰、龙凤、八卦纹、万字纹等，这也是人们心目中能够镇邪佑福的内容。此外，铜镜铭文中还存有大量的有关镇邪佑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