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度：“面向事实”抑或“面向文本”-“中国问题”与马克.docx

原创法度：“面向事实”抑或“面向文本”-“中国问题”与马克

摘要：异质性的事实本身致命地打击了理论的“抽象同一性”。单向度的理论舍弃了丰富的社会内涵，从而破坏了理论创新的基本机制。马克思自身在人类解放的理想中，面对“脱节的时代”不断走出前人的理论“襁褓”，而创新机制在于对当时时代的现实把握。当今在中国转型时期，身处全球化时代，理论界出现了大量的“面向文本”的“主体迷失”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事实本身视角与文本视角的“互文性”阅读的方法论中是必要的，而且“面对事实”是更高的创新“法度”，但并不是要否定“面向文本”的价值，而是将面向事实作为了理论研究的皈依。关键词：事实；文本；创新；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奠基于对一种理论本身的整体性把握。从原创性思维的创生机制来讲，娴熟于文本以便勾连自身理论与前人文本的习古斋院式做法，背离了理论原初关切的事实本身，封塞了真正的创新通道，从而直至在封闭的理论自我中彻底滑向了“自说自话”的“经院理论”。同样，当创新性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互切入时，“面向事实”的要求被提上议题，并直接赋予了创新的使命。而学界一直以来坚守的“面向文本本身”开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得到学理上的合法论证，即必须能够证明整个知识的理论谱系是严格按照线形叠加的实证科学意义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在两种创新的手法上，前者规制着真正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萌生，而后者则极易成为了保守、惰性的原创栅栏。如何处理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随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反思的论域。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一般来讲，当人与现实世界相照面，无论是对社会“操心”性地静观还是对社会“烦忙”似地实践，均无法逃离出对社会付诸于“理论”——赋予个人的“理论前见”。而一个现实的事物必然处于相互缠绕复杂的关系网中，从而具有了多个普遍性质，“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其最后原因乃是：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同一个别事物是不同关系里的不同关系者。不同关系者不但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可有极端相反的性质。因此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譬如人——即以“少年苏格拉底”所举的为例——就他和他的身体部分的关系，他是一切部分的总和，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单位，于是他是一。这样，一和多两个极端相反的性质在他里面结合。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它里面相互结合乃是必然的”。[1]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性质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的现象。在哲学史上，首次遭遇这一“哲学事件”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正是因为对作为“复数”的社会现实采用了同质性的“单数”思维，将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约，剔出了差异与矛盾的一面，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论”所居于“至尊”地位的本质因由。在面对异质性的事实时，柏拉图以相论道，认为同类的具体事物具有个体的差异，理念(eidos)则为异质性事实中的共性质点。从而理念变成了“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2]而且这样一种理念成为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的最为关键的理论环节，到了中世纪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承接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外在的具体事物的多，看成是原型为一，一涵盖杂多，演化为多。虽然柏拉图对此早有警觉，“一方面，同类的具体事物是多，它们的相是一，一个相涵盖多个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同时不止属于一个种类，这种情况下，具体事物是一，与之关联的相则是多。第一方面意味着同质性：诸多个别事物同属一个种类。第二方面则意味着异质性：同一个别事物同时属于诸多不同的种类。柏拉图在提出相论之初只注意到了第一方面，到《巴曼尼德斯篇》才意识到了第二方面。”[3]但是甚为可惜地是，它以放弃了相作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为代价，通过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置换了。依照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来看，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事实成为了“顽固”的“哲学事件”，他绝不亚于思维内在性如何切入外部世界这一康德式的“哲学耻辱”的批判。如果说康德还是在哲学上对理论批判，那么，理论如何真正切入事实则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只能应对。柏拉图将异质性事实问题推到了哲学的“前台”，问题在于其在维护理念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纬度中最终没有走出这一影响后世的真正“柏拉图陷阱”。现今我们在次回到这一问题中，首先要寻求的莫过于，我们怎么解决这样一种有着两千多年的陷阱呢？对此，我们不妨将问题设问为，这样的陷阱本身是否真实？如果是真实的，我们是要直接解决还是跳过这一陷阱呢？如果我们跳过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