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陈佳洱——永远的北大情怀.doc

是谁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告诉你一位不为人知的大师

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能可能获取光辉的成就。——陈佳洱（个人简历）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北大校长是陈佳洱最为公众熟知的角色，这几乎掩盖了他作为著名核物理专家的学术成就，而北大校长之后，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鲜为人知。本期“大师”访谈将由晓虹带您聆听陈佳洱教授的娓娓讲述，揭示他围绕北大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驿站所演绎的精彩故事和学者情怀。

小亡国奴的经历永生难忘

陈佳洱：我1934年10月1日出生在上海。因父母忙于维持一个七口之家的生计，就把我送到家乡宝山（现上海宝山区）罗店镇，跟祖母一起过。1937年，日寇扩大侵华战争，我和祖母一起逃难到了上海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儿时的陈佳洱

日军攻占上海后，开始还未进驻租界。我父亲就在租界里面一边教书，同时写点文章。他曾写过一本叫《火线上的孩子们》书。歌颂中国孩子们的抗战活动。后来租界被日本人收管了，我父亲实在待不下去，就只身到了后方的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我和母亲留在上海，就这样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小亡国奴了。

那时候日本宪兵，对中国人很残忍，骂我们是支那猪，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我每次上学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岗哨。那时凡是中国人经过，都要脱帽行礼，他们一不高兴就要打人耳光，有时还要拳打脚踢。我上小学时，他们不让我们念原有的“国定教科书”，强迫我们学他们汪伪政府的教本，还强迫我们学日文。我们老师爱国，就让我们偷偷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抄下来。只要那些日本学监和狗腿子不在，我们就念国定教科书。

那一段时间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凶残，他们高唱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中国人连最起码的人权、人格都被他们践踏了。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公园门口写得清清楚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实际上甚至连他们的狗都不如。小的时候在日伪统治下，我们中国人都活得很惨。这使我从小就懂得，没有一个独立、强盛的民族和国家，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尊严和前途。

父辈影响树立对科学的憧憬

晓虹：你父亲陈伯吹先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当一个作家，到最后反而选择了现在这条道路呢？

陈佳洱：我小的时候当然也想去当作家。我在家里面看他孜孜不倦地编《小朋友》、《常识画报》，写各种儿童故事等，于是也模仿他，自己裁纸订成小本，再写几句想说的话，就起名为《小小画报》。抗战胜利，我爸爸回来以后（抗战期间，陈伯吹因参加抗日爱国行动被迫离开上海），为了训练我的英文，他找来一些适宜儿童学习的英文书籍让我阅读，还让我翻译。甚至还在华美晚报上发表过我的译作。那时候他曾想培养我成为一个翻译家或者文学家，我也有过这样的愿望。但是同时我父亲也跟我讲，他之所以以写作为职业，实际上是因为生活所迫。他真正最喜欢的是数学，假如有条件的话，他最想上大学学数学，他相信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也经常给我讲科学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田里种下了爱科学的种子。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我父亲，名字叫做《难忘的游戏》。就是我父亲跟我讲电是怎么回事。有一天礼拜六，他一直埋头写东西，但是那天下午天黑得可怕，我因害怕，就跑到他写作的房间里去了。忽然天上打起很亮的忽闪，后接着哗啦啦地打雷。那时候我年纪小，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一看我哭了，赶快停下笔来，把我搂在他怀里面。他说你别怕，你知道为什么会打雷吗？我说我知道啊，隔壁老奶奶跟我讲过，雷公是要劈不孝之子，天下有谁不孝，雷公要劈他，所以就打雷了。

我父亲听了笑了起来，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他说打雷是一些云带正电、一些云带负电，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放电。闪光和雷声都是放电引起的。为了让我容易听得懂，他伸出左手说比如这个手带正电，右手带负电，两手拍在一起时就响起了掌声。那么电又是什么呢？为了说清楚，他把我妈妈找来帮忙。他利用办公桌上的一些书，就在这里放三本书，那里放三本书（用手比划着），找了一个玻璃板搁在书上面，然后拿我的积木上面包上一块绸布，叫我妈妈剪几个小纸人放在这个玻璃板下面。上面绸布与玻璃一摩擦，玻璃就带电了，电就把纸人吸上来，电中和掉了之后，纸人又掉下去了。只要不停摩擦，纸人就一直在跳，所以这个游戏叫跳舞人形。

接着我爸爸就跟我讲摩擦生电，磁感应发电以及电有那些用处。电灯也好，出行坐的无轨电车也好，都需要电来工作。他平常很爱科学，所以能跟我讲这么多道理。

我上中学后，住在学校里。但只要上映有关科学家的电影，他都接我去看。如《发明大王爱迪生》怎么发明电报，发明电灯的故事，到现在我还有印象。有一天下午下着大雨，他冒着雨带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居里夫人传》。看后，我很受感动。当时居里夫人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历尽艰辛，用手工处理放在缸中的8吨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