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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
作者简介：田宏杰，女，1971年10月出生，1997年09月师从于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于2000年07月获博士学位。

摘要

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对于中国刑法而言，则是要实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相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相统一的现代刑事法治。法治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应当是从精神气质、制度设计到实际运作的超越和变革。这种超越和变革，既是传统在现代的延续，又是现代对传统的扬弃；既是对外国现代刑法文明的甄别与吸纳，也是与国际刑法的相互融合与转化，还是对中国刑法本土资源的发掘和创造性转称；既需要政府的主导，同时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既是实体刑法的现代化，更是程序刑法的一场革命。可以说，中国刑法的现代化是一场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刑事法治革命，是一项恢宏的系统工程。本文的内容即依此架构。

第一章历史回放：中西刑法现代化起源之比较考察

从逻辑学的意义来说，基本概念的辨析和分析工具的选择，是理论研究的基石。因而本文开篇即通过对现代化的解读，明确现代化的内涵就是传统与现代、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从而为本文进行中国刑法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准备了基本的概念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本文的研究理路，即：首先，从市民社会的兴起入手，以期探西方刑法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背景；其次，通过市民社会的变迁，揭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对立运动与西方刑法理论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示西方刑法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特色；再次，以市民社会为视角，对我国晚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及其法制状况进行考察.最后，以西方市民社会与刑法现代化的关系为镜鉴，从宏观上勾勒出中国刑法现代化建设的轮廓，指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是中国刑法现代化努力的目标。

第二章信仰的培育与精神的超越——中国刑法现代化的灵魂

中国自清末就开始了以刑法为核心的现代法律文化的萌芽，但这种内在的刑法现代化的指向是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下才逐步成长起来的，因而不可争议地带有外发型的色彩。近代以来，中国古老的刑法传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从西方引进的刑事法律价值——规范体系，但最终的事实证明，现代西方刑事法律制度的引进，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刑法的现代化目标，相反，却导致了刑事法律文化的错位。其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刑法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不仅需要组织设施、规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更需要公民法律信仰的现代化。而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律神圣化的过程。而刑法的神圣业自于刑法正义的求得，因而必须对中国刑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使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建设从传统的制度层面向精神层面跃迁。刑法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刑法神圣化的过程。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第一，在法定刑的配置方面，首先需要克服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其次应当在摒弃重刑化立法内容的基础上，按照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建立轻重适度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幅度，使刑罚体系和法定刑幅度的设置、既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相适应，又足以遏制和预防犯罪，既不造成刑罚的浪费，也不致于出现刑罚资源的稀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刑法的公平与合理。第二，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并不矛盾、相反、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统一，在偏重持殊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要求，才是中国刑罚现代化的目的选择及其发展方向。

第三章中国刑事立法的现代化

如果说现代精神的塑造，是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核心；那么，刑事立法的现代化就是接纳精神与实践的桥梁。刑事立法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结构严密、层次分明、前后一致、相互联贯、和谐协调的刑事法律规范体系，衡量其现代化的标志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故而，本章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

首先，通过对现代刑事立法标志的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刑法中的缘起和演进历史的回顾，考察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价值蕴含，指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现代刑法的基本表徵应当是：谦抑性、及时性、公平性。其次，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切入点，对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进行了审视和检讨，指出：作为现代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确定性、合理性和明确性和严密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提出了完善中国刑事立法的两点基本构想：

构想之一，转变刑事立法观念。在经验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沟通已经成为世界刑事立法发展潮流的今天，以建构理性主义立法进路为主，同时合理地吸收经验理性主义尊重传统文化合理内容的精神，是中国刑事立法摆脱困境，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构想之二，完善刑事立法正当程序。通过对立法正当程序的回眸，指出：刑事立法的正当程序是对立法权异化和膨胀的有效防范和制约，因而刑事立法的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