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探讨.doc

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探讨

吴燕菲（1020711109）

一、文献综述
生育是一种生物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生育作为一种生物过程，最高生育力在理论上一般可确定为一个妇女在不实行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一生最多可生15～20个孩子。但是，这种生育上的最大生物潜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目前都从来没有在绝大多数人群中实现过。
任何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因此，人类的生育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对女性人口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人口学家邦戈茨认为，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决定因素→生育率。人口已经超过土地与自然资源的负载能力，人类唯一的生存之路是控制人口增长。[1]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57年)为高出生率阶段；第二阶段(1958～1961年)为自然灾害导致的低出生率阶段；第三阶段(1962～1970年)为高出生率阶段；第四阶段(1971～1979年)为出生率迅速下降阶段和第五阶段(1980年至今)为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的波动阶段。[2]
在生育率转变的问题中，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中国人口的生育行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基本的观点是：在计划控制下，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变化起了至关重要的加速作用，但生育率下降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3]
中国生育转变在某些先进省区在70年代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以前就已经开始，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的成就不应仅看成是政府诱催计划生育措施的结果，而至少部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造成的”。[4]
中国自发生育率下降早在60年代后期，有的地方甚至更早就有迹象。70年代初期已有明显表现，但那时计划生育还未充分显示作用。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体现出计划生育对生育下降所起的加速作用。没有生育率自我转变的趋向，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生育率下降的深刻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出现生育率下降。中国生育率所以能迅速下降，就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个人口转变的良好社会环境。在家庭和个人出现自发限制生育的意愿时，中国人口政策就能因势利导，利用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快生育率转变的速度。[5]
计划生育并未代替经济因素的作用，而是与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生育率发生影响。[6]计划生育对生育率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同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还通过计划生育间接地对生育水平发生影响。[7]
大量数据和分析结果证明，国家政策指导下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使中国生育率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下降到更替水平的主要原因。[8]不否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更强调计划生育的作用。
政策规定的最高生育数量过低，绝大部分农村群众接受不了；加剧了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加速老年型人口到来的进程，提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速家庭规模缩小的进程，引起家庭结构的畸形；现行生育政策引起了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现行生育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9]
学术界对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讨论”或“一成不变”的提法表示不同意见。在调整的问题上，学者们比较倾向以下几种方案：一是独生子女婚姻可生育二胎；二是农村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区放开二胎；三是扩大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范围。学者们认为，政策严格不等于控制效果好，放开二胎不等于诱发多胎。然而，这些论点基本上是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一个严密的计算和合理的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没有系统的论述。
任何一次生育行为都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三个方面。[10]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育行为又是受其生育意愿所支配，因此，决定人们生育行为的生育意愿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11]生育意愿的三维性界定了我们在讨论人们的生育意愿的内容和范围时要搞清楚：期望多生还少生？期望早生还晚生？期望生男还是生女？

二、个人观点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人口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社会保障将面临空前的压力，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此而中途夭折；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过快，与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4000万左右的男人被判“无妻徒刑”，给家庭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影响，社会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