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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以前研究者多认为出于六朝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此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书中暂存疑。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其中《内传》叙西王母下降武帝宫中之事，篇幅颇长，文辞华丽而铺张。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宋定伯卖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时，夜行逢鬼，便诈称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释了鬼对他的疑惑，并骗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强行背到市场上，鬼化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变化，卖得一千五百钱。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颇能反映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便是造出鬼来吓人，又想出法来骗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这故事优美动人，后代还有新的演变。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３３６），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东海孝妇》叙一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丽而又软弱的。《吴王小女》也是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吴王夫差的小女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前者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献祭，李寄自出应募，以她的机智和勇敢杀死大蛇。事毕，李寄对以前被蛇所食的九个女子的骷髅说：“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颂了英勇斗争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