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学角度看佛像造型艺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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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纪念佛陀及其弟子们，在他们逝世后开始为他们造像，尽管佛陀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公元一世纪前后，在印度西北部的一些佛教信徒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思潮，他们认为释迦牟尼的肉身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法身却与世长存。”两千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佛像造型艺术也在发生着变化。宗教之善通过艺术展现为美，体现着每个时代不同的特质。佛像最早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印度犍陀罗地区，“因希腊年轻的亚历山大罗斯大王于公元前4世纪的远征，结果将原本具有偶像(神像)化的希腊文化移植到了距最后的征服之地不远的犍陀罗。有缘于此，在其后的公元1世纪之际，印度的佛教思想与具有肖像雕刻(HYPERLINK"http://www.fjqytd.com"\t"_blank"铜雕)传统的伊朗系的贵霜文化相互融和，在犍陀罗地区制作了伊朗化的希腊式佛像。”这个时候的佛像穿着简单，神情平静而愉悦，头大而身驱小，显示出对理性的看重，对世俗的摒弃。“据说贵霜地区的希腊人皈依佛教后，感到佛陀与希腊的救世主阿波罗相似，于是按阿波罗的形象塑造出了佛陀：阿波罗式的头，脸上的笑容静谧而安详，披着希腊长衫模样的袈裟。”可见当时由于希腊对印度的征服，印度佛教信徒对希腊文化的推崇。公元320年，贵霜王朝分裂，一个新的王朝开始，新的美学标准诞生，这个标准“是从印度的土地、印度的民族中产生的。它熟悉印度人民的生活习性，散发着印度乡土的芬芳……”这个时候的佛像显得更为纤细沉静，以恒河中游的萨尔纳特为中心产地。“萨尔纳特的佛造像，以印度青年男子作为型范，肌肉匀称，四肢纯净而和谐，脸上焕发着肃穆而慈祥的光辉，这与当时佛教哲学上无著与世亲所倡导的唯识玄想相一致，表现出那种寂静自在的内心世界，低眉下垂，五蕴皆空，佛陀的精神状态已进入圆觉无碍之境。”接下来，佛教东进，在印度本土的影响势力逐渐微小，在中国发扬光大。“东汉时期，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石窟佛像（HYPERLINK"http://www.fjqytd.com"\t"_blank"铜佛像）还保持着印度佛陀的风貌，高鼻深目，头发卷曲，胡须向上翻卷。服装则为右臂偏袒、胸膛裸露的印度披肩。”不过此后不久，佛像就开始中国化，这样一种变化，乃是因为制造佛像和膜拜佛像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由印度人变成了中国人，而“美的东西是经过人化了的东西，这里所谓的人化从根本上说是心灵化，无论是自然的审美对象还是人工的审美对象都是如此。”由于不同的地域风格、文化传承，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有着相异之处，这样塑造出来的佛像也体现出了不同之处。“北魏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佛像逐步走向汉化，先是衣服，然后是面相，佛陀内穿交领襦，胸前束带作小结，外套为对襟式袈裟，面貌清瘦，脖项细长。菩萨造像的汉化程度更高，呈现出大冠高履，褒衣博带的南朝士大夫形象。”彼时，佛教思想也正在中国化中，士大夫之流尤喜谈玄，佛像随之亦呈现出士之夫之貌。在云冈石窟第6洞的一尊佛像，“较之新疆的克孜尔等像更为长形的眼，令人想到是中国北方拓跋族的个性。”在细节上，各处的佛像也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到了唐代，中国佛像又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唐朝的审美趣味，“盛唐佛像在人体造型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以饱满为美，给人以丰肥感……”盛唐时期，中国人朝气蓬勃，自信满满，以胖为美，“形式美的观念积淀过程同样以人自身为根据”，佛像也因应这个时候的趣味发生了变化。如果再拿唐以后的中国佛像与犍陀罗时代的佛像相比，可以说除了表情中的宁静大致相同外，其他衣饰、五官等都有了许多不同。佛还是同一个佛，但是根据造像者的不同，则有了不同的面目。
宋朝时，随着商业繁盛、市民阶层的扩大，世俗化佛像雕刻兴起，“佛造像的风格写实，趋于人性化，贴近生活，接近世俗，注重传达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个性特征。”其典型代表就是弥勒菩萨的中国化“布袋和尚”，也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进入寺院时看到的大肚弥勒像，这样的弥勒像完全是中国式的，在外形上已经找不到任何一点佛教发源地印度的痕迹。古往今来，人们将自己对佛的理解呈现在了佛像中，从犍陀罗时期的朴素，到中国唐朝时期的雍容闲适，到宋以后的贴近世俗，无不显现着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佛像的样式、形式的变化，这些宗教美术，是佛像的像主(施主、信奉者)、工匠和支配其时代的宗教仪轨、僧职者的影响的产物。”我们既可以看到嘴露笑容的佛像，可以看到面貌平静的佛像，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嘴角下垂的佛像，由斯瓦特博物馆馆藏的6-7世纪的石造如来坐像嘴角下垂，鼻边有很明显的法令纹，具有独特的特征，体现的是造像者自己对如来的理解。为什么会对如来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