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一.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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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一）
陈瑞华
【摘要】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主流的诉讼理论也是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确立起来的。然而，法院的量刑依据与定罪依据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缺乏诉权制约的情况下，量刑裁决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只有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分离开来，并使其具有基本的诉讼形态，公诉权才可以从单纯的定罪请求权发展出量刑建议权的内涵，被告人的量刑辩护才可以成为独立的辩护形态，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才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那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也才可以得到建立。为有效制约法院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程序的公正性，量刑程序有必要从现行审判制度中独立出来。
一、引言
与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在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法庭通过一场连续的审理过程，既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这种将定罪与量刑在裁判程序上合二为一的制度设计，否定了法庭对量刑问题进行独立审判的可能性。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庭调查”属于对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调查，“法庭辩论”也要围绕着公诉事实是否成立问题而展开。甚至就连那些旨在规范证据采纳和司法证明的证据规则，也都是以防止无根据的定罪作为主要诉讼目标的。
但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经验显示，绝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做出了有罪供述，控辩双方在这些案件中几乎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没有明显的争议。对于这些被告人选择有罪辩护的案件，公诉人指控犯罪的工作负担大大减弱，而主要就量刑问题发表公诉意见，从而促使法院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刑事处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会放弃那种试图说服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着重从量刑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上做出更为现实有效的辩护。近年来，全国法院在高达99%以上的刑事案件中都做出了有罪判决，做出无罪判决的情况实属凤毛麟角。很显然，中国刑事审判的核心问题是量刑问题，而不是定罪问题。定罪问题尽管影响重大，但由于控辩双方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对此不存在明显的争议，因此，那些为限制法院定罪权所确立的一系列程序设计，在这些案件中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目前，在“量刑依附于定罪”的制度格局下，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变革压力。在量刑种类和幅度的选择问题上，法院由于不举行专门的庭审程序，无论是公诉方、被害方还是被告方，都无法就量刑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量刑几乎完全成为法院自由裁量的对象。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尽管可以宣读起诉书、发表公诉意见，却无法在制度层面上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并与辩护方展开质证和辩论。被告人、辩护人尽管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辩护意见，却无法就量刑问题向法庭施加全面有效的影响。特别是在被告方作出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人更是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不做从轻量刑的辩护，辩护律师就无法促使法庭注意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在法庭辩论中提出从轻量刑意见，又势必与前面所作的无罪辩护意见相悖，以致大大削弱无罪辩护的效果。另外，在那些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由于法庭没有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被害方事实上被剥夺了参与法庭量刑的过程，无法陈述犯罪对自身所造成的各种伤害后果和影响，更无法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影响法院的裁判结论。
基于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问题的普遍忧虑，社会各界出现了要求严格控制法院量刑权的呼声。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和法院也进行了一些自生自发的改革探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在一部分案件的公诉中向法院提出了量刑建议，并要求法院就是否采纳量刑建议问题说明裁判理由。[4]从最高法院到各地基层法院，要求建立可操作的量刑指南的观点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些高级法院已经尝试在本司法辖区内试行较为具体的量刑指南。甚至有的基层法院还开始探索实行电脑量刑制度，并将此作为限制法官量刑裁量权的有效举措。[5]为避免量刑权力的过于集中，特别是为防止缓刑的过度适用，一些基层法院开始试点“量刑答辩”或者“量刑听证”制度，使得法官在适用缓刑或者其他具体刑罚之前，提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和辩论，甚至听取被害方的意见。[6]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审判中，有关量刑问题的裁判方式更是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很多基层法院开始试行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也就是由社会工作者对被告人的家庭、成长、学习经历、犯罪前科、劣迹、犯罪原因、再犯可能、社会危害程度等进行综合评估，使控辩双方围绕着社会调查报告展开量刑辩论，从而为法庭量刑提供最直接的事实和信息资源。[7]可以说，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社会工作者出庭作证制度的试行，为刑事审判制度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改革灵感。这种改革尽管目前只适用于少年审判程序，却对整个量刑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