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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状况
摘要：本文先简述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的大概内容，然后从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当前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等本体因素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翻译领域的功利主义等影响翻译发展的外部因素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沉寂的原因。认为要结束沉寂期不仅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融合中西译论、翻译本体研究与相关学科相结合，而且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字：翻译理论沉寂期内因外因
纵观中国翻译理论，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熟悉的字眼“信”、“达”、“雅”、“神似”，还有“化境”等。
“信”“达”“雅”
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要文言化。如今“信”“达”“雅”三个字已经被我们说滥了，近代翻译理论近百年，长久被当做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当然，内容也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适当的做了延伸、关联和改变。如：“信”即产生了后来的“忠实”，“达”对应着“通顺”，而“雅”一词被赋予了新的翻译内涵，不是起初所指的译文要文言化，而指在选用词语时要得体,简明优雅。
“神似”
“神似”,亦即“传神”,“传神达意”,“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顾名思义,就是传达原文的精神,通过文字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不同语言各有特色,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而翻译绝不是坐标似的“字当句对”,而是多层次的传神达意。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傅雷,一位毕生从事文学翻译创作的著名翻译家。他视文学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文学精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将介绍一部文学作品不能还原它本身,也认为难以容忍。他深明文学翻译的甘苦,始终持着严谨、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他以自己的大量译作为印证,在严复的“信,达,雅”之外,另树一帜,标举“神似”,可谓我国翻译理论界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切中了文学翻译的关键所在,把翻译从字句的推敲提到艺术的锤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我国传统美学中“传神”这个重要观点,引入翻译理论,把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提到美学范畴,从而拓宽了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为后来翻译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以“神似”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翻译事业的巨大进步,翻译理论由一般化、抽象化走向专业化、具体化的开始。
“化境”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开篇即引许慎《说文解字》有关翻译的训诂：
《说文解字》卷十二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说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manifold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P77）
钱钟书从许慎关于“译”的训诂出发，阐释了“译”所包含的“虚涵数意”，即“译”的四个义项，“诱”“媒”、“讹”、“化”。这四个义项代表了翻译的不同方面，即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向往的最高境界。
当然以上三种翻译术语的详细内容并不能涵盖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翻译理论，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鲁迅的“宁信不顺”，矛盾的翻译“神韵”，林语堂的“通顺”“忠实”“美”，、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刘重德的“信、达、切”，还有张今的“真、善、美”等等。可谓各家自有所言，然而言之何如呢？
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一文中提到中国译坛目前进人了一个相对的静寂期。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林克难教授也撰文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到了年90代后期出现了一个低潮。虽然也有人提出中国翻译的第四次高潮已经到来，然而这所谓的第四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大部分是前一时期著作的再版，理论上并没有重大的突破我国翻译理论并没有走出两位学者所提到的沉寂期。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所谓内因主要是指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本身的原因，包括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当前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等等。所谓外因主要是指我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以及翻译领域的功利主义影响等方面。
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复杂性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对于翻译的一些重要概念一直存在着争论。如直译和意译、科学和艺术翻译的原则、翻译的性质等，充分反映出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复杂性。
从翻译实践本身来看，它涉及的语种繁多、语系复杂，有各自独立的语音、语法、词汇系统，体现出各自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模式。要想建立一套能够指导任何语种的翻译实践的理论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