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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文艺大众化

什么是赵树理所提倡、实践的文艺大众化？历史已经作了证实：赵树理的文艺大众化就是以农民的感情，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故事，再把农民作为作家作品的主要服务对象。这就是赵树理所坚持的文艺创作道路，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在读者中引起轰动而影响几代人的根本所在。在赵树理之前，有几位文学大师，曾提倡过写农民，并主动地写了反映农民社会生活的作品，知识分子读了后，津津乐道，认为写得好。可是广大的农民不买账，看不懂，接受不了。因为这几位大师是用知识分子的感情，知识分子的语言写农村农民生活的，不适应农民读者的口味。两者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这里面有个思想感情和创作目的问题。作家把对农民的同情当作感情，用自己（知识分子）的语言去抒发，目的虽是要农民朋友觉醒起来，但没有农村农民的切身生活，用不了农民的生活语言。而赵树理就不同了，他对农民的感情（他自己就是农民）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情感，没有半点装腔和虚伪，不含同情的成分。农民想说的、骂的、爱的、恨的也正是赵树理要说的、骂的、爱的、恨的，和农民是一脉相承。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农村农民中一些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写出来，为农民兄弟提供适合自己口味的精神文化粮食，还要和那些当时统治着农村文化的旧东西争夺阵地。因为这些旧东西大都通俗易懂，农民喜欢看、喜欢听。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力量。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农民问题。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就证明了这一问题的根本性和必要性。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发表一篇轰动一次，就是他心里始终装着农民，在文学创作上掌握了这一社会实际，让自己的作品尽量地做到为农民服务。不懂得中国文艺史，或对文艺史研究不深的人往往会说：“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太土了，土的就像山药蛋。”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大众化并不是“土”文学。大众化作品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写了的，写大众化作品的作家必须具备高深的汉文化知识和语言，并能把某一个地方的地方语言经过精辟的运用，使其成为全民语言。赵树理时期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被誉为一代语言大师。他第一个把文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还给了人民大众，第一个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树碑立传。主要表现就在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审美观和语言。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感动后要行动，行动起来学习书中人。比如1943年底，左权、武乡一些村里的年轻人读了《小二黑结婚》后，自发地成立了“自由婚姻”小组，提倡、支持自由结婚，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有的人学习小二黑，逼着父母退了“童养媳”。又如襄垣、平顺一些农民读了《李有才板话》后，要求农会成立“评干”会，监督、评审村干部。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以赵树理为首的一批站立在解放区、根据地老百姓立场上的作家，为了推动、实践文艺大众化，在彭德怀对文化人的两次讲话鼓舞下，他们就创立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通俗化研究会”，文艺界的赵树理、王春、石雷、新闻界的林火、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都是这个研究会的骨干，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倡文艺要民族化、群众化、大众化。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读者能够读懂他们的作品，读了他们的作品应该有些什么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