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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执中谈需根解损争鸣辩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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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执中
我们都知道，在政策辩论中有所谓的四大核心议题，分别为需要、根属、解决与损益。传统上，在理解与拟定辩题架构的时候，其讨论流程往往依序是「需要→根属→解决→损益」。不过我认为，这个流程用在辩论上，其实并不正确──要能够真正理解并解释政策辩论的架构脉络，其所应遵循顺序，反而应该是「解决→根属→需要→损益」。
这两种顺序，前者，我个人暂称为「医生模式」，后者，则暂称为「推销员模式」。
（一）医生模式
什么是医生模式？比如说：看病的时候，医生会问病人：「你哪里不舒服啊（你的需要是什么）？」这时，病人也许会说：「我的肚子痛（我的需要是让肚子不痛）！」可是，引起肚子痛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胃癌，也可能是胃炎，而医生总不能什么药都开一点（只知需要无法判断解决方案）。所以，他必须先试着找出是什么造成了病人的肚子痛（找出肚子痛所根属的原因）。而在一连串的检查后，医生终于发现，这位病人的肚子痛，原来是胃溃疡引起的（肚子痛根属于胃溃疡）。此时，医生便可以向病人建议各种治疗胃溃疡的方法（向决策者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看他是要选择用药物，还是要动手术。不过，每一种治疗法，多半都有其各自的利弊，像吃药或许安全、便宜，却是复原慢、疗效差；而开刀虽然能快速根治，却是费用高、风险大……这时，病人就得根据自己的条件与偏好，去评估利弊（损益比），选出一个最好的治疗方式（当然，所谓的最好，必定是一种价值判断）。以上，就是医生模式在处理问题时的基本流程。
一、确认根属性，是确认解决力「有／无」与「强／弱」的关键
对每一个决策者而言，他们最需要、却同时也是最难以判断的，就是：要如何才能在某方案实际执行之前，确认此一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由于高登市的治安持续恶化，亟待改善（需要），因而市政府提出了一个警力增强计划，打算扩编警察员额，加强打击犯罪（解决方案），并将此案送进市议会，希望可以争取到预算（提交决策）。此时，盯着厚厚的一本计划书，市议员们又怎么知道这项耗资不菲的计划，是否能解决高登市的治安问题（解决力的有无）？又能解决多少问题（解决力的强弱）？
所以，他们必须要先搞清楚：高登市的治安恶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找出治安恶化的根属）？
治安为什么会恶化？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警察贪污，所以不愿抓坏人，可能是警械老旧，所以不敢抓坏人，可能是警察太笨，所以抓不到坏人，可能是警力不足，所以坏人抓的太少……当然，也可能与警察都无关，其实都是检查官在私纵犯人。
所以，如果高登市的治安恶化，主要是导因于警察的风纪、素质或配备（确认根属为何）；那么光是增加警察人数，恐怕还是没有用（从而推断解决力的有无）。反之，如果高登市的治安恶化，有某部分的原因，的确是来自警力不足；那么随着厘清这部分原因所占的比重（确认根属的强弱），我们便能进一步的，预测出警力增加对改善治安的影响有多大（从而推断解决力的强弱）。
二、确认根属，是扩大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
另外，在前述看病的例子中，那位医生在发现了肚子痛是根属于胃溃疡后，除了建议药物与手术，他也可以选择继续向下挖掘，去寻找造成病人胃溃疡原因（找出更深层的根属）。此时，医生或许会发现：原来病人之所以会长期胃酸分泌过多，是因为他平日的精神压力过大。于是，医生便可以提出种种抒解精神压力的方法，以减轻症状产生（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接着，要是这位医生还不满足，继续向下挖掘，他就能再找出造成病人精神压力过大的原因，然后，再找出其原因的原因……结果，病人之所以精神压力过大，是由于夫妻口角；而夫妻之所以口角，是由于家境贫困；而家境之所以贫困，是由于中年失业；而中年之所以失业，是由于阿扁执政……
于是，每向下挖一层，这位医生就会发现更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离婚、抢银行、换总统），可是，由于每向下挖一层，解决方案就会变的更间接，变量更大（例如：抢了银行后，家境就不再贫困，夫妻就不会口角，精神就没有压力，胃就不会溃疡，肚子就不会痛……），故虽然解决方案的的选择增加了，却不一定通的过损益的检验。
当然，除了垂直回溯，这位医生也可以试着横向思考：从这位病人的肚子痛中，找出其它可能的共因。这种情况，叫做「多因一果」──亦即这位病人之所以会肚子痛（果），乃是根属于下面几项因素共同成立的结果：首先，是因为他的体内有胃这个器官（共因一）；其次，是因为他的胃发生了溃疡（共因二）；再者，是因为他的胃部有感知神经作用（共因三）；最后，是因为他的脊椎将痛的感觉传递到了脑部（共因四）……而只要上述任何一个因不存在，就不会产生果。
所以医生满足病人需要的解决方案，也可以是：一、割除整个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