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赵本山.doc

多维视野中的赵本山——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文本的分析

前言：文化[1]最终会通过各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来，同时它也是在各种文化实践中被建构起来的。相反地，从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中，也可以看到当下社会文化的一些脉络。“赵本山”是近几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他的走红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小品——以他为外在表现诉诸电视的一系列大众文化的文本。赵本山的走红完全可以从大众与电视文本的互动中找到答案。作为一个大众文化的文本，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都能从赵本山的小品中找到他们同支配性意识形态有意义的联结关系[2]，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意义。从它们的互动中挖掘出来的这些意义也正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的轨迹，从中可以看到当下社会文化的一角。

一

赵本山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流行文化现象，他的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视和他的小品。许多的批评家对他的小品会不屑一顾，但是对于“赵本山现象”——这个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近来却争论不休。分析其走红的一个简单的观点是将这种成功归因于赵本山利用其外表的特征，通过自我丑化哗众取宠来吸引观众。受欢迎的主要来源是对社会中的一个弱势阶层的夸张刻画——农民，是作为一个被看的对象来满足观众的控制欲和优越感。更有人说赵本山是“伪农民”，赵本山的作品是文化垃圾，赵本山成了表演艺术家，是历史的误会，是带有些滑稽色彩的奇闻趣事，是艺术的悲哀。[3]

但是从这些方面并不能充分解释赵本山现象。因为它们都把视角集中在赵本山身上而忽略了观众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观众假设成为完全被动的，可以被任意操纵的对象。这种操纵集中于收视率的经济方面，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因为现行的社会结构要求社会主流的文化来巩固它，使之自然而然化。换言之也就是巩固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并使之自然而然化。而且在赵本山的小品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了这一点。历数赵本山表演过的小品，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制作出来的，其中的主角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农民，而且反复的以夸张的手法把他们的许多特征如贫穷愚昧表现出来，甚至有许多俯就观众的倾向。

但是这种对观众的假设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文本制作的初衷并不能决定观众的最终接受状态。如果观众不仅仅是完全被动的，如果他们是有选择的去欣赏赵本山的小品，甚至去模仿他，在赵本山的形象中间肯定有某些间隙或空隙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并且使他的观众生产出同他们的社会经验相关的意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对于赵本山的很多观众来说，特别的是对很多农民和下层社会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经验是软弱和低贱，贫穷和愚昧。如果赵本山所体现的意义不是使这种经验自然而然化，他就应该对此提供抗拒的机会，于是赵本山的形象对许多的电视观众来说就不仅仅是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模型，不仅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灌输，而是一些力量的斗争场所：农民和城市，社会上成和社会下层。

如何检验这些观众是主动而不是被动是困难的。因为电视的观看过程是一个瞬时即过的过程，观众的当时的心理状态难以考察，不过这些心理过程却会在另外一些地方留下痕迹。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电视的意义是互文的，因为他总是在别的文本语境中被解读，而正是这些文本构成文化经验[4]。一个电视文化现象是电视文本、观众以及它的各种互文性文本一起构成的，电视文本只是观众全部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因此要揭示赵本山现象的意义仅仅从他的小品中是难以找到答案的，必须从观众和小品文本的互动之中入手。关于观众的材料来源主要通过OICQ在互联网络上作的匿名随机访谈，时间是2002年10月4日下午到晚上；另外一部分是各种媒体关于赵本山的报道。关于小品的材料来源则主要是“本山之家”网站的小品在线播放以及台词转载。[5]

二

这样就会发现，对观众完全被动的假设是简单化的。许多赵本山的观众之所以喜欢他的小品，并不在于看一个农民的笑话。他们对赵本山有好感，恰恰是因为他总是以农民的形象出现。在网络中进行的随机访谈中，许多网友对赵本山提到的最多的字眼是“朴实”，“不做作”。同时他们又强调赵本山的小品有自己的个性，“独树一帜”。在这些观众这里，被一些人看作贫穷、愚昧，土气的东西变成了“朴实”、“不做作”和“独树一帜”，这些观众没有看到农民的贫穷、愚昧，看到的只是一个可爱可亲，朴实不做作的有着农民本色的人。换句话说，赵本山在小品中的种种夸张表现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放在一个普通的农民身上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是在他身上却是让人感到某种恰到好处的幽默。这种对同一个电视文本的不同解读是某种框架中的协商式解读，主体认同之中夹杂着对抗的因素。[6]主流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维护自己的地位：在一种协商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却是一个不断争夺与妥协的过程。亚文化的意义建构始终走不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但是主流的文化并不是静止的，它的内部不断的有斗争和妥协。这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