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doc

浅谈魏晋风度
摘要：名士们的思想与心灵开始移位，从原先的儒家集体思想中冲破出来，发展了内心深处的独享空间。它不仅是士人们精神面貌的总体反映，也是当时的文化潮流。它涉及面广，无所不包，既有政治，又有哲学思辨、文艺创作、社会习俗等。它仿佛一个酣畅淋漓的大汉，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尽其一生的风流底事。其中的竹林之游、兰亭稧事、桃源之美、山水隐逸、人物品评、饮酒服散、谈玄论道……一幅幅风采动人的历史画卷构成了魏晋人思想自由、言行飘逸、三教合流、风俗变异的社会面貌———这就是魏晋风度。
关键词：魏晋风度名士玄谈礼教

“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所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草草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是所谓的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依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由此引发了魏晋人士言谈举止的风姿风采————这就是“魏晋风度”。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早在1927年，鲁迅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后，作为魏晋文化的代名词而被学者逐渐加以研究和阐发，越来越受学者们的重视。冯友兰认为，“魏晋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条件有四个：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笼统庞杂地展现魏晋风度的书籍，还得非《世说新语》莫属，它是一部集中展示魏晋上层人士生活的小说集。当然，这么一部小说集，除了文学价值之外，是不是因为体裁划归小说而不具史料价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按照史料分类观点来看的话，这类笔记资料为研究和还原历史面貌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论魏晋，必谈到这部笔记体小说。
冯友兰提出的“风流”四点论，在该书中无不见其绰影，比如《世说新语·德行篇》第十七则，讲述的是王戎与和峤同时遭逢“大丧”（父母之丧），晋武帝询问刘仲雄：“卿数省王和否？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刘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当然，“深情”并不局限于深桑父母而表现出“哀毁骨立”的样子，也有朋友之情等等。至于“洞见”、“玄心”、“妙赏”，不过是魏晋人士人格上的某些品质特征的概括而已，此处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似乎单有这四个人格特征是仅仅不够的，有学者在研究魏晋美学后，又把“魏晋风度”归结为：“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另外还融入了酒、药、姿容、神韵，必须有“华丽好看”的文章，这并不是绝对的，其主体是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多是身心矛盾。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内心深处重礼教、崇尚儒家所确立的社会关系，但行为又显得有些叛逆，王戎、阮籍等人曾经都因大丧而达到“哀毁骨立”的程度，可从言行举止来看，似乎有颇不检点、顾忌，常常表现出“越礼”或“反礼”的倾向。诸如此类例子，在《世说新语》中也随处可见。又比如阮籍别嫂，叔嫂之间按礼本不该见答的，当受别人指责的时候，阮突然说道：“礼岂为我辈设也？”公然打出反对礼教的标语。竹林名士之中，虽然形骸放浪，形式上表现出很不尊礼的样子，整日狂饮高唱，抚琴幽坐，谈玄论道，不官不仕，可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时局动荡不安、世情险恶的情况下，很难以儒家的行为准则来匡济天下，虽然心怀仁术，但面对当权者把礼教视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时，整个礼教的行为准则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了一种形式，不再有实际意义时，士人们毫无办法，只有转向心灵的内省，不再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政治迫害，所以借谈老庄以避祸，远离政治，追求洒脱，可内心仍然痛苦，进而引发了饮酒、服散、裸体等一系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的变化。
汉末到曹魏期间，名士惨死，孔融反对曹操专权而被杀，祢衡击鼓骂曹，后来也遭迫害，很多正义之士惨遭横祸。曹丕称帝之后，历经二代而出现司马氏夺权，即正始年间（魏主曹芳年号），竹林名士恰处于两个政权的交替时期，政治斗争激烈，他们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半官半隐的，也使得“玄学清谈和辩论的流行，使士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个人自我意识崛起。”魏晋风度，似乎这么一个词语，只是魏晋人士在儒家正统思想下的一次“越轨”行为，可并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待。
二、“是真名士自风流”
名士们的思想与心灵开始移位，从原先的儒家集体思想中冲破出来，发展了内心深处的独享空间。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周武而薄周孔”的自然坦率之情，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的铿锵呐喊之声，似乎名士们开始信步走出“孔林”而直入自然风雅的殿堂。一个行不拘法，言不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