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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商道与智慧！
山西地狭人稠，务农很难致富。但山西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会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必经商路。
晋商在其近五百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经营宝训，是一笔恩泽后代的遗产。500年间，晋商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足迹遍华夏，声名振欧亚，影响之大，在中国、在亚洲甚至于世界商业史上都有一定的位置。
晋商精神，也是晋商文化内涵的核心，晋商精神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山西自宋元以后，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值过程。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的思想基础。
晋商在明清时期创下了辉煌历史，其中的茶商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商以茶马互市起家，至清代日渐兴盛，鸦片战争前，他们不仅控制了西北的茶叶市场，而且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主要承担者，甚至将商业触角伸向俄国及欧洲的其他国家。晋商开辟的万里茶路，被称作可以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贸易大通道，对连接亚欧的经济与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朝末期，晋商乔致庸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从一介儒生变成一代商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转折和结合在乔致庸的身上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经营优势。他善于抓住机遇，他懂得用人之术，他坚守诚信……这些商人该有的品质在乔致庸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在这些品质之上，乔致庸提出了汇通天下的口号，让全国人看到一个气概非凡的山西商人。这是晋商的传统，更是晋商的胸怀。
今天，从南到北，从东至西，到处都能见到山西人做买卖办产业的身影，尤其在天津、上海、兰州、武汉等地，晋商的影响力已是风生水起。他们的精神与智慧，将激励更多的晋商走向更大的天地，占领更大的市场，铸就更大的辉煌。
他们有着怎样的梦想与追求，怎样创造了并继续开拓着自己的勋业，在一种卓越的追逐过程中如何实现个体价值，以及在实现之后又是怎样奉献社会，在兴奋的解读中，我们试图清理出他们异于别人的赢富巧技与智慧，这也许才是最重要的。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当下，晋商正以一种崭新的现代商业精神，与五百年晋商给我们留下的骄傲交相辉映。回顾之际，我们蓦然发现，时间使财富变化，人使财富变化，答案不言而喻。在时间之岸上，风景永远是人。
谭小芳老师指出，晋商应该实现制度化决策与经营，许多民营企业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这并不奇怪。一旦企业做大之后必摆脱家族制。晋商的股份制，家族企业非家族化管理，以及激励机制和其他严格的管理制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照搬晋商的作法，而是让一个家族企业转为股份制企业，用法制代替人治。
其次，克服保守观念，向全国学习，向世界学习。广东、浙江等地民营企业强大还在于得开放之利。总体上看，山西还是较为保守的，这种观念阻碍了山西经济发展。只有开放，才能与时俱进，要在适当的时候转型——像明清晋商那样由盐转向多元化，又转向以票号为主。走出山西看全国，看世界，走出煤炭看其他行业，山西才有希望。
最后，创新是灵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山西，是时代赋予晋商的光荣历史使命，也是晋商实现超越的振兴之路。我们应该以当仁不让的气魄，以改革创新的姿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勇于突破，大胆求变，走出一条晋商新形象新发展的创新型振兴之路，为山西又好又快发展而贡献力量!
可是把胡雪岩和晋商精神联系起来，还是有诸多不妥。胡雪岩积累巨额财富的最大“秘籍”就是通过不良官员的“权利寻租”得以完成。如果胡雪岩成为晋商学习的榜样，一些自以为头脑聪明的商人，势必和胡雪岩一样，联合不良官员，实现双赢。更可怕的是，这种交易方式如果变换成法律体系中没有禁止的手段去完成的话，晋商将无法彻底摆脱原罪的困惑。
胡雪岩的“忠诚度”是忠诚于和他利益休戚相关的官员，而晋商精神中所倡导的“忠诚度”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正义，这两个“忠诚度”最大的区别是，胡雪岩的“忠诚度”是建立在损公肥私的基础上的，而晋商精神中所倡导的“忠诚度”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的。
胡雪岩身上仿佛也曾有过“使命感”，为了阻止洋人垄断蚕丝，胡雪岩也奋力与之斗争。可是，这场斗争的胜利与失败，和胡雪岩本人的利益非常密切，因此说，胡雪岩的“使命感”中为私的成分是大于为公的，因此不值得提倡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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