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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
一、西方音乐的早期传入
西方音乐传入中国，最早的可上溯到唐代。元代在当时的京城大都曾设立过天主教堂，并开展了“咏唱”活动；中统年间（1260—1263）还有被称为“兴隆笙”的古制管风琴传入宫廷。明代万历年间（约1601年左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向宫廷进献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击弦古钢琴，并在中国著有《西琴曲意》一卷，译述了他带来的西洋歌曲的歌词。入清以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日益增多，据法国传教士白晋所作的《康熙帝传》中记述康熙“尤其高度评价欧洲的音乐，喜欢它的乐理、方法和乐器”，请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和意大利传教士德礼格传述五线谱和音阶唱名等，并载入1713年成书的《律吕正义》续编中；同时还制作了西洋乐器，康熙用它们还学习演奏了一些乐曲。然而总的来说，西方音乐在古代的传入既不广泛，对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随着教会势力的恶性膨胀，教会音乐也被相当系统地传播到中国来。客观上传播了一些西洋音乐知识，并造就了一些把握西洋音乐知识及演奏技能的人才。
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后，一些洋务派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与西方交往时，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西方音乐，他们中间有些人还送子女在国外学习了音乐舞蹈。1989年左右，袁世凯统领的“新军”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曾派人去德学习音乐，并创建了有二十余人组成的、中国最早的铜管乐队。
西方音乐真正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催发了中国产生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兴音乐文化，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兴起之后。
二、学堂乐歌的萌生与兴起
学堂乐歌活动萌发于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国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维新变法，主张效法日本，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提出“清废八股”、“令乡皆立小学”，康有为还介绍了德国“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入（学校）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倡以“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由于维新变法不久就失败，这种主张未能全面实现。但在当时先后开设的南洋公学、西江师范、中西女塾等新式学堂中，已延请日本教习，在图画工艺课或体操课中附设了音乐唱歌，被称之为“乐歌”，学堂乐歌由此萌生，而“乐歌”也在此后成为对新歌曲的统称。
戊戍政变后，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知识分子纷纷去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方面卓有成效的经验。鉴于日本学校中唱歌活动普遍开展，并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使用。其中一部分人由此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落后状况提出批判，如1903年《浙江潮》上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就指出：中国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也”，“无进取精神而流于卑靡”，因而“古乐今乐二者皆无所取”；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洋音乐以替代中国音乐；并建议“设立音乐学校”，“以音乐为普通教育之一科目”，“立公众音乐会”，“实行家庭音乐教育”等，反映了当时革新派批判封建文化而不免失之偏颇的激进精神。
由于上述主张的倡导，并在日本有机会学得较为完备的西洋音乐知识，于是一些留日学生中组织了音乐社团，进行乐歌学习和演唱活动，并有人到日本专习西洋音乐和艺术，开始作歌创作。如1900年起，先后到日本学习的萧友梅、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都成为乐歌活动及后来开创中国专业音乐事业的代表人物。
1903年起，由于清王朝为拯救颓势设置新学堂日渐增多，并普遍开设“乐歌课”；而1905年为取缔中国留学生在日革命活动，日本政府强令大批留学生回国，这些留学生又多从事学校教育，在一大批新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和倡导下，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几乎都开设了乐歌课，学校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并在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高潮。辛亥革命成功后，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命令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在新颁布的教育宗旨中规定乐歌为学校教育必修课程，更对乐歌活动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出现了乐歌书大量印行，乐歌广为传唱的盛况。
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
在学堂乐歌的发展中卓有贡献的是沈心工、李叔同和曾志忞。
沈心工（1870—1947）自1901年起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执教二十七年。他于1902年赴日考察教育期间。受日本学校普及乐歌的启发，在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制作，并创作了第一首乐歌《兵操》。1903年回国后竭力提倡乐歌活动，他不仅在本校及务本女塾、龙门师范、沪学会等处教授、推广乐歌，并偕同务本女塾创办人吴畹九在1904年主办“乐歌讲习会”，教授乐歌制作方法，对乐歌活动在各地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还先后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