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人的悲剧意识与喜剧精神.doc

魏晋时人的悲剧意识与喜剧精神——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时期长期以来在我们印象中似乎是一个完整无暇的历史性所在，一如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如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闭上双眼，袒胸绾扇的魏晋名士长袖飘飘，手执一秉塵尾（拂尘），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张口启齿间字字珠玑，“谈言微中”，举手投足中情纵气任，哲意尽显，那么的潇洒不群，超然自得，其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月柳”，其文“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越名教而任自然”，有意无意中尽显“魏晋风流”——
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时代的内核，多一点存在的呼应与“了解之同情”，我们就会发现魏晋名士们豪放的外在风骨下是怎样内敛的精魂。
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动乱使儒家前此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逐渐变为教条，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教”。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败和地方察举制度的腐化，“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统治阶层试图通过“综核名实”一匡时弊；在这背景下，《人物志》应运而生，在对以往人物的考核品评中事与愿违的转入对概念本身的“辨名析理”；于是，“玄远之学”由此起步——
魏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以门阀士族当政的地主阶级专政时期，门阀士族是极少数拥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对农民实行农奴式的压迫和剥削，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排斥那些寒门庶族。曹魏政权是在镇压汉末黄巾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农民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同时曹魏政权内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
在门阀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高门士族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所谓“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广大的有着远大志向与襟怀的文人知识分子们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出现了蔚为壮观的独特的“清谈”现象。
清谈的前身是东汉末年的清议。当然，清谈和清议不同，这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具体原因和内容也不尽相同。清议是读书人议论政治，代表舆论，后来由此引出“党锢之祸”。由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而导致党锢之祸，是故后来知识分子就不敢再批评时政，因此遂转而为以三玄为内容的清谈。清谈“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魏晋名士们就以“清谈”这种时代独有的形态作为自己主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界虽不算很高，但有真实性，在他们的生命中似乎必然的要如此。站在儒家的立场来看，并由人生的最终境界来看，名士的背后苍凉的很，都带有浓厚的悲剧性。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此境界是逸气与弃才之境界，故令人有无可奈何之感慨，有无限之凄凉。”人生并不是很简单很平坦的，这些名士的下场都是悲剧，只有阮籍得以保住，其他的人物大半被杀而不得善终。
然而，名士们对自己的悲剧性存在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生平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忧患意识与与时而生的悲剧意识弥漫在魏晋文人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甚至支配性的地位，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重要形态。
魏晋时期历来为研究者们称为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时代。我想，这“人的自觉”指的大概就是魏晋名士们对自身命运的悲剧性存在与忧患意识的清醒认识吧。然而，我们若再沿这条线深入地坎陷下去，便会惊异的发现，这悲剧意识下含蕴的是怎样超脱的“喜剧精神”。
如上文所说，魏晋名士骂我呢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其实没什么不同，都有着自己远大的理性与抱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同样适用。然而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无情的将他们美好的愿想打碎，于是从中他们看到了世俗的黑暗。社会的混乱与自身命运的坎坷。另一方面，社会的变迁，时局的转换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发生动摇，这又促使名士们对以往的外在权威产生怀疑。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酝酿出知识分子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只是有的人走上“会通孔老”的调和之路，有的人从中看遍生死，脱身俗世，一边尽情享受去了。
享受生活的怀着满腔的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热爱与留恋唱出坦诚率真、至情至性的生命诗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何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它们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的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情感意绪。
有一个很有名的“三语掾”的故事，《世说》与《晋书》均有记载，然”而人物略有不同。暂采《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所载，“阮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