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的生态风险.doc

从DDT的兴衰看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
关键词:DDT转基因环境污染生态风险
DDT曾经是一种杀虫剂，中文译名为“滴滴涕”。DDT从发明到曾经风光无限，直至最后被禁用约有100年（98年）的历史。1874年，奥地利蔡德勒（Zeidler）在实验室合成了DDT，但当时没有发现什么用途；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PaulMueller）发现DDT可以迅速杀死蚊子、虱子和农作物害虫，而且在当时认为比其他杀虫剂安全，随后于1940年获得了第一个瑞士专利；1942年，商品DDT正式面市，主要用于植物保护和卫生方面；二战前后，世界很多地方传染病流行，使用DDT可令疟蚊、苍蝇和虱子得到有效控制，并使疟疾、伤寒和霍乱等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下降；1948年，其发明者穆勒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人们当时高傲地宣称：DDT预示着一个没有害虫的世界。但是，DDT在大规模使用约30年后，于1972年被禁用。DDT在20世纪上半叶为防止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疾病危害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由于后来发现其巨大的环境代价，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得不禁止使用。在DDT被禁用后，同时放松了对疟疾的警惕，疟疾很快就在第三世界国家卷土重来。特别在非洲国家，每年约有1亿多的疟疾新发病例，大约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在200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让DDT低调复出，允许部分地区重新使用这种杀虫剂，那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疟疾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病因与死因，这除了与疟原虫对氯奎宁等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外，也与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对环境危害又小能代替DDT的杀虫剂有关。可以说，目前的这些人工化合物，恐怕很少有像DDT一样，让人们对它又爱又恨的。2011年美国拉斯克奖中的临床研究奖首次授予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显然，人们还是希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杜绝使用DDT。

DDT的危害，现在人们已经十分很清楚，但这已经是一百年以后的事儿了。然而，其危害并没有因为禁用而销声匿迹，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禁用DDT数十年后的今天，南极阿德利企鹅体内仍检测出这种物质，且含量多年来始终不降。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DDT被“储存”在冰川中，持续影响南极生态环境。当然，目前企鹅体内的DDT含量还不足于对它们造成危害，但这正是人们对DDT及时禁用的结果。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类似的空间影响尺度可能是全球性的，时间影响尺度也以数十年计。其实，当时的人们也知道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因为人、畜摄入会死亡。所以当时也只是强调药品要保管好，使用者直接接触了药物后要用肥皂洗手。以为注意了这两条，就万事大吉了。那时的人们，没有外来化合物的概念，更没有人造化学产品对生态影响的评价。

有些灾难总是是在我们不经意的地方出现。正式发现DDT有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本来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1958年她看到朋友在来信中说，生活的小村镇听不见鸟鸣了，蜜蜂很少见了，果树产量降低了，母鸡孵不出小鸡，人也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春天奇怪很寂静。敏感的卡逊，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严重的自然生态失衡的问题。于是，她用了数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终于从小鸟和猛禽身上发现是DDT在作怪。DDT喷在树上，带药的枯枝落叶凋落地面，进入土壤，蚯蚓吃了泥土，老鹰吃了蚯蚓，这种在生物体内难于代谢的化学物质通过食物链传递一级一级放大，使得老鹰等鸟蛋壳变得极薄，一孵就破，所以鸟少了，甚至绝种了。

1962年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揭示了DDT及各种化学药品危害环境的问题，揭开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先河，但同时卡逊却是倒了大霉。这本书一问世，虽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但更多的是遭到一大批专家的猛烈抨击。他们造卡逊的谣，有的说她是歇斯底里，有的说她是极端主义分子，是共产党人。有的政府官员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这个老处女，你怎么会担忧起遗传学的事来？这些人的后台来自化学工业集团和农业部门，卡逊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奇怪的是不但国会宠爱化学工业，连美国医学学会当时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因为卡逊坚持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而许多科学家坚信人定胜天，认为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她的书书出版后争论一直在继续，两年后卡逊在身心交瘁中病逝。1970年美国宣布禁用DDT。1980年，民主党的卡特把总统自由勋章追授给卡逊，奖励她对环保的贡献。不久之后的选战中，民主党被共和党赶下了台。到1992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戈尔用打经济牌、打环保牌胜了连掌白宫12年的共和党。为此，副总统戈尔特地为新版《寂静的春天》写了前言，从此尘埃落定。戈尔指出：改变以污染为代价的盈利体制和经济实用主义是很艰难的。美国自己禁用了一些农药，但仍然生产出口赚钱。虽然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