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红色遗迹.ppt

武汉红色遗迹居于中国腹地的武汉，具有先天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体现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对武汉城市的发展进程不无重要而积极的推动作用。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一部历史战争的演示史。战争推动城市的进程，带给城市发展的机遇和动力，促使城市完善机能，提升地位，壮大壮强。而战争同时也带来经济、人口的衰减，带来不幸与恐慌、灾难与死亡.
近代的民国政府，日本军队，汪精卫政权，北伐，武昌首义，太平军，古代的黄巢，蒙古军队等。几乎任何全国性的军事活动，武汉就要牵扯在内。这不是福，而是祸。新的军事力量，意味着有人守，有人攻。不管是守，还是攻，居民都很惨。譬如太平军攻打武昌城的时候，清朝官员把城外的房子都烧了，造成几千人民流离失所。在城里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城一围，食物必然短缺。既然不知道要围多久，当然就任居民饿死，保住军队。北伐军要来前，乱民又把商店砸了抢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蛇山南麓的阅马场北端，旧址现保存完好，因其主体建筑为红色楼房，因此又被称为“红楼”。
红楼原为清政府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所建的湖北省谘议局大楼，此楼1908年筹建，1910年落成，占地28亩，共有房11栋，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现大门和主楼上端匾额均为宋庆龄题写。该楼主体建筑为二层砖混结构（也有说法认为是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面阔73米，进深42米，坐北朝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北伐战争失败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任弼时，苏兆征、邓中夏、邓小平等二十多人。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抓军队，不要武装斗争的严重错误，并对大革命
1923年2月7日中国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并封闭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2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月4日二七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汉口，是为纪念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在林祥谦、施洋等39位烈士牺牲的江岸地区修建的，1963年对外开放。1987年新馆建成开放。馆内的陈列厅分为七个部分，详细地介绍了“二七”革命斗争的全过程；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字、文章、画作，以及“二七”发源地继承和发扬“二七”传统、再创新业绩的各个时期的英模事迹。二七纪念馆周围还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林祥谦烈士就义的江岸车站、施洋烈士墓等纪念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进行阻挠。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两万工人举行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铁路陷于瘫痪。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为了纪念“二七”大罢工这一伟大历史事件，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在“二七”烈士英勇斗争的江岸修建了武汉二七纪念馆，并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毛泽东题写“二七烈士纪念碑”。1985年由于展馆窄小，省、市政府和铁道部又投资迁建了新馆。1986年胡耀邦为新迁建的“武汉二七纪念馆”题写馆名。
武汉二七纪念馆占地面积27500平方米，藏有文物实物89件，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7件，展线1200米。矗立在纪念馆广场中央的二七烈士纪念碑，于1999迁建落成，中央领导尉健行同志亲临纪念馆为纪念碑落成揭幕。武汉二七纪念馆建设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全国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瞻仰二七革命的重要场所，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