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早期宪政思想.doc

论张君劢早期宪政思想
一种政治制度或生成或移植，中国近代的宪政无疑是西方的舶来之物，继受于西方。中国近代的宪政移植的多重困境，决定了这个过程的艰难曲折。首先，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和西方工业文明催生的民主政治的激烈碰撞及融合，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其次，西方宪政制度的选择和近代中国现实的国情民情的矛盾。同为民主政治，西方各国有明显的个体差异，知识精英们因经历和认知的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现了恰如罗志田教授所说“西与西斗”的局面，加上现实的国情民情，移入的制度被异化，甚至成为争权夺势的工具，正如汤因比在论述不同文明接触时所比喻的，一种文明的营养也许是另一种文明的毒药，制度移植的不慎会给引入国带来不曾预想的灾难。再者，从中国近代把目光投向西方宪政的那一刻开始，就把宪政和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是如俞荣根先生说的，“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从摆脱民族危亡的角度说是合乎情理的，但却背离了宪政的原生的核心的价值，是韦伯的“工具理性”层面的运用。
中国近代宪政的移植和设计，既有政治统治集团的推动，也有西学东渐后的知识精英的努力，在特定时期不乏双方的互动协作。张君劢作为近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宪政价值层面上作学理的探讨，同时也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进行实际运作。二十年代，当近代一系列宪政努力遭到挫折并归于失败后，《国宪草案》是张君劢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前行。
一、张君劢早期的宪政活动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长梦，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世界。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通过西方传教士了解到英美议会制度，并加以介绍，尽管仅仅是表面形式的，肤浅的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真正震醒了当政者，向西方学习推进到实践层面上。洋务运动尽管是一场以西方军事为重点的西化运动，但毕竟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之先，部分洋务派人士走出国门，亲眼目睹了西方的政治社会，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因文化的巨大差异，并以中国的政治经验为背景，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君民共治”，可通上下之情，是西方富强之本原。加之，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的《万国公报》等报刊对西方制度的介绍，为以后制度层面的学习创造了条件，尽管国人此时对西方宪政的认知和其核心价值相距千里。
甲午战争的失败，败于东方蕞尔小国的日本，历时三十多年的轰轰烈烈的在器物层面上，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破产。刺激了国人从制度层面上思考战败的原因，改弦易辙的呼声在朝野响起，直接推动了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通过办刊物、组织学会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介绍了西方的政党、宪法等，甚至把设议会、定宪法作为百日维新的政纲之一，由于变法超越了当时社会的承载能力，归于失败。随后，保守势力主导的义和团运动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来缓解内外压力。日俄战争，俄国的战败，被国人普遍认为是立宪战胜专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适应世界宪政之潮流，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欧美日政治，1906年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仿行宪政。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模仿日本《钦定宪法大纲》，开启了近代中国宪政的历程。1911年清政府又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尽管以英国议会君主制为蓝本，并有较高的民主精神，但已无法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在辛亥革命隆隆炮声中灰飞烟灭。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也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由海外弥漫到国内，社会各界国会请愿运动与之遥相呼应。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学习美国式的“民主共和”的宪政方案与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尖锐对立，不可妥协。
张君劢正是在这各种宪政思潮的激烈碰撞中开始关注并侧身其中的。1900年开始，在国内上了四年洋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才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因受到《新民丛报》所登震旦学院新闻---梁任公说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的话的刺激。支付了高昂学费入震旦学习一学期，又转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结束了国内求学生涯。后到湖南教授英语两年，赴日留学。
留日期间，受国内立宪思潮的影响及日俄战争的刺激，开始关注宪政，我“当时已经很注意日本的宪法，尤其注意日本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张君劢：《我与宪法》，《再生杂志》，1934年第二卷第九期。
还有美国的哈米尔顿、迈迭生等和他们的《联邦国》杂志，让张君劢感觉到几个少数人能左右一国的大法，远东的青年应更加努力，“总之，宪法起草者的工作，这时候都深镌在我的脑中”。张君劢：《我与宪法》，《再生杂志》，1934年第二卷第九期。
同时，张君劢广泛涉猎西方政治学著作，如洛克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