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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中的《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中的《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作者/袁庆锋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亦被视为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coisd’Eau-bonne）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19w）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1978）。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消灭社会性别差异，代之以人的全面发展；消除统治和压迫，代之以民主和平等；超越人类中心意识，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它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框架，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男女平等原则的乌托邦。丑尔德是19世纪末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一生共创作童话九篇，原文于1888年和1891年分别以《快乐王子和其他的故事》《石榴之家》为名出版，使得王尔德真正步入文坛，也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R·H·谢拉尔德说：“在英文中找不出来能够跟它们相比的童话。写作非常巧妙，故事依着一种稀有的丰富的想象发展，它们读起来叫小孩和成人都感兴趣，而同时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微妙的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对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其他的故事》《石榴之家》成了控告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王尔德在写给伦纳德，史密斯的信中说他的童话“旨在运用精巧的童话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矛盾问题”。王尔德以童话故事为媒介，对自然、社会、性别以及阶级等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探讨。本文将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为框架，探析王尔德在《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中对自然、女性以及社会问题的思考。一、女人：困在笼中的金丝雀故事中出现的女性主要有三个：王后、公主和侍从女官。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男权社会中极其常见的三种女性类型：迫害致死型、牢牢控制型以及工具帮凶型。她们深陷命运的泥潭而无法脱身，被毒害、被驯服、被利用而最终失去自我。（一）王后之死王后在故事中出场时已经去世大概11年之久。她的身份王尔德并没有详细交代，只说是法国人，在不到15岁就和西班牙王子订了婚，后来嫁到西班牙，生了女儿不到一年就在“西班牙宫廷那种阴郁的华贵生活中憔悴死去”。王后的死因也无明确交代，只说“许多人怀疑他（国王的兄长）毒死了王后”，之后用香料保存了她的尸体。此外，她也是使国王忘记国家大事、失去尼德兰的富裕省份的直接罪魁祸首。实质上，女性只是男权社会一个可多可少的装饰品，在爱情婚姻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权，最终还成了男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沦落为男性错误的替罪羔羊。（二）“无心”的小公主小公主被动地接受了父权社会中繁文缛节的礼仪以及父权社会的统治思想。小公主具有男权社会对女性要求的一切，如美丽、优雅等。她平时只允许和“那些跟她身份相同的小孩玩”，所以没有人陪伴，她“总是一个人玩”。在她生日当天观看表演时，也只能“女孩子围成一个圈子”“低声交谈”。在宫廷的礼仪方面，小公主受到了严厉的管教，她懂得如何客气的答礼，偶尔禁不住放声大笑都会得到侍从女官的“提醒”。面对小矮人之死，她不但毫无同情心，还下令“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都要没有心的才成”。小公主已经被男权统治思维牢牢控制住，性格扭曲，毫无同情心，完全失去了自我本真，成为男权体制的一个美丽而空洞的符号。小公主的成长经历生动地展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是如何一步步沦落为社会的“他者”，最终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意识。（三）侍从女官侍从女官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妖魔化的典型代表，同时已被成功驯化为维持男权秩序的帮凶。侍从女官其实是一位公爵夫人，“板着面孔”，“没有血色的消瘦的嘴唇”，“冷淡的微笑”，这些使她成为男权社会中常见的女巫式的女性。她对西班牙皇族传统、历史、规范等十分精通，经常“引经据典”地教导小公主。她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驯化师，维持男权社会秩序的工具，为男权统治利益所驱使。二、社会：异化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有三层含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生态和谐、人态和谐及心态和谐。”试观故事中的皇宫，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和“和谐”背道而驰的封闭性的空间，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则是其严重等级压迫的父权制度。故事中的西班牙皇宫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王尔德以小见大地真实反映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情况，“皇宫素来以培养恐怖的嗜好著称”。作者用以下词语概况了整个皇宫的生活及精神面貌：阴郁、悲哀、忧愁、茫然、郁闷。在这样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逐渐失去本真、自我，人际关系出现扭曲、异化。愁闷不快的国王沉浸在过去，不理朝政，“已经同‘悲哀’结了婚”；国王的兄弟的残酷“就是在西班牙也是很出名的”，并传说他毒死了王后；公爵夫人脸色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