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资料.doc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张之洞于湖广、两江经理各项洋务实事的同时，也以老谋深算的重
臣身份，参与此间谲诡幻化的政治斗争。在第一次暂署两江期间，因甲午战争中方惨败的刺
激，康有为等人受帝党支持，于1895年8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力倡“变法”，张之洞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强学会。10月，康有为南下江宁，运动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上海和南京分会，张“颇以自认”，遂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不久，慈禧在北京压迫强学会，将帝师翁同龢的两名重要助手革职，示帝党以颜色。张获悉后党反攻消息，立即改变对强学会的态度，藉口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下令封查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授意以该报余款交汪康年，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已于1896年2月返任湖广的张之洞曾对《时务报》表示特别的器重，札饬湖北全省官销，并著文赞扬该刊“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时务报》创刊发行期间，维新变法运动正向纵深进展，光绪帝也愈益明确地予以赞许，张之洞便试图密切同维新派的联系。1897年1月邀请《时务报》撰述（主笔）梁启超访鄂，待为上宾。然而，《时务报》犀利的政论文章又常常引起张的惊恐，尤其是1897年10月该刊第四十册所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谴责清廷丧权辱国。张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称梁文“太悖谬”，并令“此册千万勿送”，又授意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掣肘梁启超。第五十六册以后，该刊即为汪康年、梁鼎芬控制，宗旨大变。对于湖南维新派组织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等维新刊物，张也是始而支持，继而扼杀。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越益尖锐。同时，他又“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十分注意实权在握的后党的动向。既由其思想学
说必然所致，又从“预为自保计”，张之洞在幕僚的协助下，于1898年4月撰成《劝学篇》4万余言，分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在两条战线作战，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也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企图在两者间另寻别途，这便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在维护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艺，并以这种新器用来弥补旧道体之“阙”，复起清廷统治之“疾”，以便在新的世界环境中维持下去。这是19世纪60年代以降洋务派推行的政治、经济路线和所奉行的“变器不变道”文化哲学的系统概括。而《劝学篇》的重心，又在于排击被他称之“邪说”的维新派政治理论，尤其是民权论，认定“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1898年春，邀请朴学殿军俞樾的高足章太炎来鄂作《正学报》主笔，意在让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批评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但章并不就范，而且在读到初成的《劝学篇》文稿时颇表不敬，“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取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同年春夏之交，章太炎即离鄂赴沪。张章交恶。正当张之洞撰写“激忠爱，摧横议”的《劝学篇》之际，北京的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光绪帝极欲物色握有实权的重臣支持变法。张之洞虽然已经表现出不赞同康、梁的端倪，但他给人的主要印象仍是“政绩昭著”的洋务大吏，且与维新派多有联系，又是慈禧“手擢之人”，可以为后党所容，以其作“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合两宫”。这一切使张之洞成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所瞩目的人物，经大学士徐桐推荐，皇帝5月电召张入京陛见，“辅翊新政”。张之洞接旨，欣然起程，行至上海，湖北沙
市发生教案，朝廷令张折回本任。此番“内召”被搁置，操纵者是“贵为帝傅”的翁同龢。作为南派清流魁首的翁同龢出于畛域之见，对张之洞素不信任，“会沙市有教案，乃与张荫桓密谋，中阻”。经此曲折，张之洞感受到朝中派系角逐的危险性。9月，陈宝箴拟电总理衙门，建议张之洞入京襄赞新政，张马上函陈力辞。当然，张之洞并未置身局外，而以著述干预维新运动。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16日召见康有为，决定变法。慈禧则针锋相对，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光绪帝股肱顿失，“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认为“持论平正通达”，慈禧亦十分赏识，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刊印不下200万册，并先后译成英文、法文在欧美出版。9月，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捕杀谭嗣同、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