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doc

【数据库】2004年【文献号】625【原文出处】中国农村观察【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55～64【分类号】F2【分类名】农业经济导刊【复印期号】200403【标题】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湖北、浙江等地的农户问卷调查【作者】钟涨宝/汪萍【作者简介】钟涨宝，汪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差异，发现在既定的农地制度框架下，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普及程度，以及行为过程中的理性化、契约化、组织化程度，都随着区域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提高。【摘要题】农村调查【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户行为【正文】本研究在坚持家庭承包制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的比较分析，探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意愿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各级政府科学地制订农地流转政策，规范与指导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建立与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发育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提供依据。一、研究思路与概念界定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大多是从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的角度展开的，并把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假定为一种理性行为。也就是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为了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笔者认为，在农地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不可能做到理性化；即使形成了规范的农地市场，由于农地资源不仅具有生产要素等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因而，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行为选择也不可能做到理性化。鉴于上述认识，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的唯一标准，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实现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也就是说，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不仅受农地市场等客观环境的影响，还受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所形成的心理与主观认知的影响。根据上述思路，本研究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差异的分析，探讨经济、社会结构对农户行为选择的影响。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界定如下：农地流转：由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地的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农地使用权：是指对农地使用的权利。这种使用的权利不能超越法律或政策所规定的农地使用属性。农地使用权具体表现为在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农地自主经营的权利，以及部分剩余索取权和产品的处置权。在家庭承包制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使用权的分配是以承包权为依据的。农地承包权：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租赁权，而是一种受到国家政策保护的优先权或社区成员权，是土地所有权在乡村集体与承包户间的一种分割。因而承包权具有准所有权的性质。农户行为在此特指农户在农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二、调查点的选择及其农地流转状况为比较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差异，本研究选择了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绍兴市与经济中等发达的湖北省钟祥市与宜城市作为调查点，运用调查问卷与个案访谈的方法，调查了230户农户。这些农户分布于9个乡镇、43个行政村、102个村民小组之中。2001年浙江省绍兴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5343元；湖北省钟祥市与宜城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为3000元左右；可见，浙江绍兴市与湖北钟祥市、宜城市代表着两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与此相应的农地流转状况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经济发达的绍兴市，截至2001年底，农地流转涉及的村数占总村数的80.2％；流转的农地面积占农地总面积的21.7％，其中，转包的占58.9％，转让（反租倒包）的占26.2％，互换的占2.8％，入股的占1.2％，其它占11.0％；流入工商企业经营的农地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18.1％（注：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与发展》2002年第3期，内部交流材料。）。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钟祥市截至2001年底，流转农地面积为1.5万亩，占农地总面积的1.1％（注：荆门市统计局：《荆门市统计年鉴2001》，未发表。）；流转形式大多是在农户之间自发进行的；流转范围大多在本组内。宜城市农地流转的面积已达5.4万亩，占全市农地总面积的7％（注：中共宜城市委、宜城市人民政府：《推行土地流转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内部交流材料。）。宜城市的农地流转比例较高与行政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有关。2000年始，宜城市委、市政府对207国道沿线的耕地种植进行统一规划（以巨森苹果为主导产品），对沿线不愿参与统一规划种植的农地承包户，劝其与承包农地不在沿线而又愿意参与统一规划种植的农户互换地块。在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下，互换